两叶小舟，正驶过梅城澄清门外的新安江。向晚的“严州古城”，城内华灯初上，城外夕霞映水。

位于梅城十字街口的“思范坊”。

新安江西来，兰江北行，两江汇流向东，始称富春江。梅城，就端坐在这三江口北岸。这梅城，现在是杭州建德市下辖的一个镇，而在以往的千年历史长河里，一直是介于徽州与杭州之间唯一的府城、州治，妥妥的交通要津、军事重镇。那时，它叫严州；更早些时候，叫睦州。

我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抵近这座千年古城的。在富春江畔的芳草地酒店门口一坐上“滴滴”，驾驶员就问我：别人打车都到澄清门外，你为啥到太平桥那里？我说是打车软件首推的，“到哪都是缘分！”下车点在梅城十字街口的小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座牌坊。我随性朝着正前方通向大街的牌坊走去。这是一座四柱三间冲天式结构的石坊，覆盆式石柱础，愈近愈显得高耸伟岸。我忽略了石坊上繁复的雕刻，目光落在上层字板的“先忧后乐”之上。真的是思范坊！此“范”，范仲淹也！刚踏上古城的街道，我便隔空与千古名臣范老先生相遇了，而且是在梅城的“城中央”。

在作为府城州治的千年时光里，梅城承载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更是接纳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比如李白、杜牧、孟浩然，比如陆游、柳永、苏东坡，比如朱熹、张栻、吕祖谦，比如孙韶、赵构、李文忠，他们或在此任职，或在此研学，或在此游历，或兼而有之。因此，走在梅城，随时随地都可能与一位历史名人“撞”个满怀。历史或者说光阴，就那么充满玄机。在一个不曾熟悉的地域，只要瞬间遇上一个熟悉的姓名，便可能冲破隔膜，滋生一种亲近感，有如遇上一位熟稔的老友。范仲淹便是我初到梅城遇上的最亲近的名字，我因他亲近这座古城，感受梅城幽远的历史。

范仲淹为人、为文、为官都受后人称颂，朝廷曾给他加封过高端且好听的赠职、谥号，后人也曾给他顶尖且崇高的评价、追怀。但范仲淹的生命历程是比较坎坷的，少时，以“拖油瓶”身份勤奋苦读，“逆袭”及第；当官后，又屡屡犯颜直谏，三次被贬。东南西北的风一直在吹，但吹到范仲淹身上的风，大都是逆或侧的。范仲淹与梅城的交集，就在他第二次被贬后。那是明道二年（1033）冬天的事。郭皇后误打仁宗，宰相吕夷简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范仲淹认为不妥，打算早朝后带领群臣继续与吕夷简争论，结果争论尚未开始，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范仲淹是不幸的，再次远离中枢；睦州是有幸的，迎来了一名贤官。

范仲淹于景祐元年（1034）正式到任，在睦州真正行使职权的时间大约半载。但就在主政睦州的短暂时间里，他兴利除弊、体恤民生，拨公帑修缮文庙与州学，疏浚了梅城东湖、西湖，还在乌龙山南麓创办了龙山书院——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得了的大事件！因为，龙山书院不仅是睦州的首座书院，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州府官办的书院。范仲淹更让我感到亲近的，是他与吾乡余姚的特别关联。主政睦州后，范仲淹既捐献俸禄，又募集资金，为的是要建一座祭祀汉代高士严子陵的祠堂。严子陵是余姚人，有大才，曾与刘秀一同游学，相处甚欢。刘秀成为光武帝后，一再邀请严子陵出仕，但严子陵坚辞不受，最终避居富春山中，垂钓于富春江畔。范仲淹为他建祠，以彰其德。他特地撰写了不朽名作《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字里行间流露浓浓的景仰之情。

范仲淹与余姚的关联还不止于此。十三年后，当富春江畔的才子谢景初受命出任余姚知县之际，范仲淹赠诗给他，既送行又勉励，顺带对余姚作了极高的评价：“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至今，余姚人民仍感念范仲淹跨越许多个世纪的“美誉鉴定”。那年，谢景初27岁，范仲淹58岁。一位位高权重、文才盖世的长者，为一位初出茅庐、新涉政坛的后辈作诗嘉勉，自然是一段佳话。而谢景初也把这首诗作为勤政惠民的座右铭，在余姚县任上，励精图治，政绩卓著。例如，余姚濒临杭州湾，水灾潮患频仍，“田将为壑，人其为鱼”的悲惨情景屡有发生。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谢景初几经实地勘察和规划，组织民工数万人，修筑捍海塘堤，以“外障沧海之狂澜，内保桑田之物产”。正在邻县任知县的王安石，为此写下了著名的《余姚县海塘记》，文中称赞谢景初“不以才自负而忽民之急”“能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

每每思及上述往事，我总是有个不解之问：范老先生为后辈才俊赠诗，或有其他因缘；诗中对于余姚那四句含金量极高的描述，或许带着对子陵先生“爱屋及乌”的情感；但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为官之道而闻名的范仲淹，怎么会那么推崇“出世”的严子陵？他们跨越千年的“共情”，究竟基于怎样旷达的价值观?新安江上的一场实景沉浸式演出，让我对此有些许豁然，也让我再次隔空与范仲淹相遇。这场演出叫《江清月近人》，剧名引用孟浩然的《宿建德江》诗句。陪同我们的建德金牌导游夏柱霞，喜欢把这场演出解读成“听月亮讲故事”——是的，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何况是在有着1800年建城史的严州，而且演出的实景地就叫月亮岛。

范仲淹的出场，安排在演出的第二篇章，数万年前的“建德人”逐鹿清江花海之后，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与诗仙李白一同邀月吟诵之前。与他一起出场的，自然还有严子陵。演出画面里，严子陵身着斗笠蓑衣，独坐江边垂钓，白鹭群飞舞其上空，浣纱女子舞其周围，但严子陵始终专注垂钓，不为所动。当他再次把钓上的鱼儿放还水中时，范仲淹关于“先生之风”的豪迈声音响起，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探究着一个深奥的人生命题。严子陵吟诵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随即问范仲淹：你那么入世的人，为何对我这么一个有着出世执念的人赞赏有加？范仲淹答曰：先生看似浪迹山野，晚辈却知您从未舍弃过家国情怀呀！严子陵说：你在殿堂之上，我在江湖以远，视之仿佛背道而驰，实则有殊途同归之妙。知我心者，范仲淹啦！接着是爽朗的笑声，回漾在月亮岛里，回漾在新安江上。这一刻，出世和入世，都不必在线，严范二人与我们一起，沉浸在“心在水中央”的氛围里。

这样的对话，自然是当代人的演绎。在对传统人文精神认知越来越模糊的当下，通俗化的文艺演出中嵌入这一段，是值得赞许的。出世与入世，隐逸与建功，数千年来一直纠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和路径选择。许多时候，人们把出世与入世看成是两类人的分野，看成是相对立的两种阵营。殊不知对立寓于统一之中，它可以是二元一体的，也就是说，这种对立不一定体现在两种人身上，而是一个人的两面。这就为我们理解范仲淹推崇严子陵的气节提供了哲理依据。看上去，严子陵代表“处江湖之远”的隐逸，范仲淹代表“居庙堂之高”的济世，但二者均以高尚的道德操守为根本，二者还会因条件变化在一个人身上发生量变。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点明严子陵“有功于名教”，摆出了隐逸（产生名教效应）等于建功的“算式”，这或许是对自己遭贬后向往江湖的内心流露，抑或是站在朝堂之侧借古讽今的考量。

由此看来，江湖与庙堂的距离，远隔天涯，近似比肩。出世入世的二元一体，无疑是辩证的。建功，是对众人的贡献；隐逸，是对自我的成全。它们正似中国知识分子价值扁担的两端：一头写着执着，一头写着通透。范仲淹恰是一位执着且通透的人。

离开梅城的前一天晚上，我又来到十字街口的小广场。抬头，皓月当空，梅城的新故事正在满城灯影里上演。我的正前方，还是思范坊。在以中国石牌坊露天博物馆著称的梅城，每一座牌坊蕴藏着古城乃至中国的历史细节。思范坊只是其中的一座，却又是特别的一座。特别之处在于，范仲淹刚离开睦州，百姓便张罗为他建坊，一个“思”字，寄寓着多少浓烈的情感？还有，在经历当代浩劫之后，梅城百姓张罗着要重建的第一座牌坊，依然是思范坊。我由此感知了人格的力量。

与现场的管理员协商后，我放飞无人机。空中视野里的梅城，远山黯然，主街明亮，左边的汉富春治坊、右边的理学名邦坊和正面的思范坊，构成了“品”字形。我有一种欲问却无答的尴尬，索性让无人机飞出不断升高却机头永远对着思范坊的航迹。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把对范仲淹的尊崇和对古城的敬意融入心里，以期来日重访。那“品”字形的牌坊群落，颇有格局，颇具美感，也颇含为官、为文、为人的丰富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