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夏阳近照（受访者供图）
在阳江籍青年作家中，谭夏阳是一位具有独特文化视野的存在，他的创作跨越诗歌、随笔、文化研究多个领域。
近年来，谭夏阳的创作呈现井喷状态，出版多本诗集、文化专著，其中《李白来到旧金山：中国古诗的异域新生》《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漫邮记：中国文化之美》等著作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在文化交流层面，他是中国古诗西传研究的创新者，构建了中西文学互鉴的新范式；在文化传承方面，他是打通雅俗界限的摆渡人，让传统文化以现代面貌焕发新生；在文学创作领域，他是“带光写作”的实践者，为当代诗歌注入新的美学可能，展现了一位当代作家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作为阳江“蓝鲨诗群”的一面旗帜，谭夏阳经常回乡参加诗歌学会组织的活动。本报记者因此得以和他数次面谈，听他讲述作为一位写作者多年来的文化深耕之路，以及在跨界创作中如何抵达传统文化的精神疆域。
■ 文/阳江日报记者 项 劲
记者：作为诗人，您先后出版了《云的契约》《云的副歌》两部诗集。大多数诗人出书，都会将自己一段时间的创作结集出版，您的这两本书却是例外，它相当于是一首长诗或者一个选题。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出版诗集？
谭夏阳：在写作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专题性写作的重要性，因此会尝试从不同侧面对一个主题进行书写，比如故乡风物的题材、植物的题材、云的题材等等。完成创作后，我会对作品进行细致分类并归档，按专题形成不同的组诗（组章），然后拿去发表。当积累到一定阶段，开始整理诗集时，不同主题便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接下来便是选择的问题了。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可如此处理。专题性写作的好处在于，它能够训练写作者的专注度与把控力，也有利于对写作对象展开深度发掘。
记者：诗歌创作对您而言，是情感宣泄的出口，还是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在您的诗歌中，常能感受到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腻观察，这种创作特质是如何形成的？
谭夏阳：诗歌总体是抒情的，将它视为情感宣泄的出口也未尝不可，但我会时刻警惕抒情的泛滥。很多时候，我会偏向于叙述层面的探索，从自然的某个事物，从生活的某个细节切入，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描述。就我而言，将诗歌视为认知世界的方式，会更加贴切。事实上通过诗性的观察，我对这个世界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感受与思考。这种创作特质是经过多年不断调整与变化形成的，它因此也成为我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既敏感又舒服，我相当珍视与依赖它。
记者：您相继推出《李白来到旧金山》《发明中国诗》《漫邮记》等文化专著，从诗歌创作跨界到文化研究并写作，原因是什么？是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还是某个特定的契机让您决定开启这段旅程？
谭夏阳：其实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创作都是多元的，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个门类。除了诗歌，我一直关注比文学更大的文化研究。在我看来，文化更倾向于公共性。2006年，大型文化刊物《读库》创刊，认识到它的价值之后，我觉得应该为它写点东西。结合自身兴趣，2009年我在《读库》上开始了文化专栏“漫邮记”的写作：大约每年一篇，每篇三万字，由此坚持了十年。写着写着又觉得这个主题受众太小，影响力有限，于是转了一个方向，研究起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不过，这个论题也并非一时兴起，早在多年以前我便开始关注并进行资料收集工作了。
记者：从开始构思到最终出版，每一本文化专著要耗时多久？在整个创作周期里，您通常会保持怎样的写作节奏？是否有过创作瓶颈期，您是通过什么方式调整状态、突破瓶颈的？
谭夏阳：《漫邮记》写了十年（2009-2018年），从写作到出版历时16年；《李白来到旧金山》和《发明中国诗》两本书，收集资料耗时10多年，后来在疫情居家时期（2019-2021年）写出来，出版也颇为顺利，从写作到出版历时5年。《漫邮记》的写作，只需一年完成一篇即可，节奏感很强；关于“中国诗”的两本书，则需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完成创作，因为要处理海量素材，期间不可分散精力。
任何写作都会遇到瓶颈期，我的调整方式是进行其它题材的写作，比如写诗，就是我“换脑子”的最好方式。
记者：相较于诗歌创作的“自由随性”，文化专著写作需要严谨的史料支撑和逻辑架构，您是如何适应这两种不同模式转换的？在您看来，诗歌创作的经验对文化专著写作是否有帮助？
谭夏阳：是的，这完全是两个维度的创作。写诗可以天马行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文化专著一开始便需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工作，你写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注脚作为支撑，经得起推敲，不可肆意发挥。此外，还需具备较强的逻辑性和结构性。这些都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研究之苦、推进之难，以及写作上的诸多不自由。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直至完成。这个过程确实是一种煎熬。现在回过头来看，得感谢自己当时的韧性和信念。其实，就像最初喜欢诗歌一样，我对于这个论题的兴趣，也是一种创作动力。
记者：在创作《李白来到旧金山》时，您是如何确定“中国古诗异域传播”这一主题的？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谭夏阳：“中国古诗异域传播”这个主题，在写作《发明中国诗》时就已经确立，《李白来到旧金山》最早只是《发明中国诗》当中的一章。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两者在结构和写作材料的处理层面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倾向于讲故事，后者则偏向于每位诗人形象的建立过程。因此，我便将这章单独抽出来，补充了多位诗人之后，形成一个独立的文本交由《读库》先行出版。
前面提及，我曾耗费10余年时间查阅史料，其中部分资料来自国外，收集起来颇为不易。此外，还需用到一些现成的回译。然而，部分译诗尚无中文版本，无奈之下，我只能亲自动手翻译，这对我而言着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大家看到，书中许多未署名的回译内容大多出自本人之手。
记者：书中讲述了李白、杜甫、王维等9位中国古代诗人被译介到西方的旅程，选择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他们在古典诗坛的地位吗？在梳理9人诗歌的西行之路时，哪一位诗人的传播故事最让您印象深刻？
谭夏阳：这9位诗人被译介到国外之后，经过多年的误解以及不断修正，他们最终获得了与国内相当的地位，比如李白和杜甫，在国外依然是“诗仙”和“诗圣”的存在，白居易的声望甚至还要比国内高那么一点点。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寒山。寒山在国内属于二三流诗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在20世纪50年代登陆美国之后，与美国第二次现代诗歌运动一结合，摇身一变成为当时“垮掉派”的代言人，影响了美国诗坛整整一代人，非常了不起。这个案例，也成就了文学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记者：作为诗人，当您看到自己熟悉的中国古典诗歌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时，会从诗歌创作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视吗？这种审视是否让您对诗歌的“可译性”有了新的认知？您认为在翻译中，应如何平衡“忠实原作”与“符合西方读者审美习惯”？
谭夏阳：中国古典诗歌被翻译成西方语言之后，摒弃了原来五言或七言的排列形式，韵律也变得自由了，成了妥妥的一首现代诗。可以说，这些译诗比一些欧美的现代诗还要优秀，不但成为他们写作参照的一个典范，还被视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国内也有把古诗翻译成现代诗的试验，但都不成功。按理来说咱们更有优势，首先在文化语境上就没有隔阂，典故也没有理解上的偏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是译得太死，导致原诗中的诗意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也就由此丧失了生命力。相反，西方汉学家某些优秀译作，尽管意思没有完全符合原诗，却胜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创新发挥，在新的语境下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即是说，翻译家在“忠实原作”与“符合西方读者审美习惯”之间做到了较好的平衡。
记者：您将《发明中国诗》的核心概念定为“发明”，为何用“发明”来形容汉诗在西方的传播过程？这一概念与您作为诗人对诗歌创作“创新性”的理解有何关联？
谭夏阳：近期收到作家邓安庆为该书写的书评，当中也谈到这些问题，我认为他代我说出了答案——为何是“发明”中国诗，而非“发现”？按理说，西方读者通过译介接触中国诗、感知中国文化，用“发现”似乎更贴合“初识”的本义。毕竟这些诗歌早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存在，本就是被“找到”而非“创造”。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奇妙之处，恰恰在于这份“非机械复刻”的转化：接收方必然会因语言隔阂、文化语境、社会国情的差异，无法原样接纳外来文化，反而会在理解、转译与吸收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阐释与生命力，最终将其融入本国的文学传统。如此看来，“发现”只是跨文化传播的起点——是西方世界与中国诗的初次邂逅；而当这些诗行通过翻译进入译入语系，与西方的诗学理念产生碰撞、关联与化学反应，完成从“异域文本”到“本土可读、可感、可借鉴的文学资源”的蜕变时，便抵达了“发明”的境界。
其实，我在序言中也点明了书名的由来，正是源于艾略特评价庞德的那句名言：“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
记者：书中提及庞德对中国诗的创造性改译，作为诗人，您如何评价这种改译？在您看来，这种改译是否让中国古诗在西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作本意？
谭夏阳：这些诗作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极大追棒，与某些改译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虽然这些诗作多少有些“变形”，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异域的语境里获得全新的生命力，成为一首首好诗，在某些层面甚至超越了原作。我个人对这种改译是持开放态度的，因为它并没有被改坏，而是保持或提升了诗歌原有的品质，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必然，一首诗的翻译必须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接受度便成为头等选项，这也是为何白居易、寒山等人的诗在国外更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记者：从意象派到“垮掉派”，中国古诗对西方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您认为中国古诗的哪些特质吸引了西方诗人，进而推动了西方诗歌的变革？这种跨文化的影响对当下现代诗创作有启发吗？
谭夏阳：中国古诗采用的是一种形象思维，强调的是意境，并且有很强的细节描述。这与意象派一贯坚持使用鲜明的意象来表现诗意，主张把诗人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意象背后（即只描写感觉上的具体对象，而不去探寻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阐发社会意义）等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因此中国古诗在当时推动了西方现代诗歌的变革。直到现在，我认为这种诗歌观念依然是有效的，依然对当下现代诗的创作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影响。
记者：你曾说过2008年《读库》上一篇谈集邮的文章成为您创作《漫邮记》的契机，您为何觉得自己能把这个话题“写得更深入”？
谭夏阳：我出生在阳西溪头海边小渔村，小时候常与远在深圳打拼的姑姑通信，在通信的过程中，邮票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大约10岁开始集邮，姑姑也会帮我收集一些香港和新加坡的邮票，这无形之中打开了我的视野。那些小小的邮票，便成为我伸向外面世界的触角。那些涉及到传统文化的邮票会更加吸引我，我会特别留意邮票上关于题材的表现手法。现在虽然关注邮票的人越来越少，但邮票的文化功能并未衰减，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年轻人了解邮票的独特魅力，特别是那些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邮票。
记者：您在《漫邮记》中为何选择“名著”“戏曲”“园林”“金花”“年画”“老行当”六个文化符号作为切入点？这些符号在邮票载体上呈现时，有哪些独特的美学优势？
谭夏阳：对于《漫邮记》的写作，我是站在一个大的文化框架之下进行的。之所以将几个文化符号作为切入点，是因为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来说，有着无可救药的吸引力，一直滋养着我并激励着我。这几个文化符号与邮票载体的结合，本质是“小方寸承载大文化”的美学实践——邮票的便携性、收藏性、视觉浓缩性，与这些文化符号的意境美、程式美、符号美形成高度契合，既放大了文化的传播力，也彰显了邮票作为“微型艺术载体”的独特价值。
记者：邮票研究侧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汉诗传播研究聚焦“跨文化的对话”，这两条创作线索是并行关系，还是存在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结？
谭夏阳：传承是对内，翻译传播是对外，无论对内或对外，它们的生发点都集中于传统文化本身。而在我这里，它们并行不悖，我没有刻意去做区分。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两者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结，且不单反映在我身上，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同样如此。
记者：无论是邮票还是汉诗，您的创作始终围绕“中国文化之美”。接下来，您是否有计划探索其他传统文化的载体？
谭夏阳：不瞒你说，我悄悄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美学”写作者，这种美学是涵盖了视觉文化、语言文学，以及思想与思考所呈现出来的美。现在我手头上还有三部书稿等待出版：一本是关于“中国诗（三部曲）”的第三部，主要谈及汉诗典籍在西方的重构；另一本主题是“年代美学”，目前正在《读库》连载，上次《阳江日报》文化版刊载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书封设计的文章正是其中部分内容；最后一本是关于明代小品文的研究，同样属于美学范畴。接下来的写作，我想还是会以“美学”为主。
记者：日常的集邮爱好与从事广告行业经历，是否能为您的诗歌创作提供灵感？在这些多元经历中，您是如何平衡工作、爱好与诗歌创作的？
谭夏阳：集邮爱好确实影响了我后来从事的广告职业，因为自小形成的审美观念对我的事业有所帮助——平面广告创作同样有审美要求。这些爱好与职业是否为我的诗歌创作提供灵感，倒不好评估，可能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作家唐诺说：“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不管他之前从事的是看起来如何不相干的工作，不管他做过多少件似徒劳无功的事……”对于诗人而言，情况大抵也是如此。
我认为最好的平衡是把爱好当成一种职业，例如把写作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来做，这样的幸福感会强很多。目前，我还要靠另外的工作来支撑写作，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记者：对想要从事文化写作的年轻人，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谭夏阳：我目前的写作经验尚不足以给年轻人提供具体建议，如果有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兴趣，即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去干，不避深耕之苦，不负热爱之约。也许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已然收获内心的愉悦与满足感——再没有比这更丰厚的回报了。
《李白来到旧金山》2023 新星出版社（读库）出版
《发明中国诗》2025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漫游记》2025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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