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听到手机扫码支付的“嘀”声，脑海总会闪出一个画面：30多年前一个雾气未散的清晨，大哥蹲在我宿舍门槛边，裤脚沾着山里的泥点子。他捏着烟纸卷旱烟，布满老茧的手指反复摩挲烟纸边角，猛吸一口才讷讷开口：“小妹，哥这次要麻烦你了。”

那是1992年，我才21岁，高考落榜后在镇里小学代课，最远只到过20公里外的县城。大哥要我送侄儿去上海读大学，看着他蜡黄的脸、小心翼翼像极了鲁迅笔下的老年闰土，我咬咬牙终究答应了。

那几天，我天天趴在桌上翻中国地图，用铅笔描出从家乡到上海的路线，纸页边缘被指尖磨得起了毛边。算下来，这路程近2000公里，抵得上我从学校到大哥家近100个来回，想着就心慌。下课我跑遍镇上书店，搜罗出门防骗的书，恨不得把所有注意事项刻进脑子里。

出发前一天，母亲带着两个陌生少年和他们的家长找上门。原来这两个少年一个考上武汉的大学，一个考上天津的大学，家长们听闻我送侄子去上海，便托我一并相送。识字不多的他们以为三座城市相隔不远，母亲还当着众人面拍胸脯打包票：“交给我家幺女，绝对没问题！”看着少年们怯生生又满怀期待的眼神，到了嘴边的拒绝，终究变成强颜欢笑。多亏教地理的同事帮忙规划路线：先送武汉，再转上海，最后去天津。听闻总路程约3400多公里，相当于约170个家校往返，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出发前一晚，小屋挤得满满当当。母亲掏出连夜缝好的黑腰带，说把钱绑在腰上最安全；大哥憨声提议钱塞鞋垫下，话音刚落就被大嫂呛了回去；一位家长递来带夹层的旧内衣，说贴身穿着万无一失。那些钱，是几家人卖猪、卖年鸡，甚至抠着棺材本凑齐的学费，全都交由我保管。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钱分藏在腰带、内衣夹层和鞋垫里，沉甸甸的，还带着汗味和体温。母亲那句“农村娃的学费是拿命换来的”，让我心头压上千斤重担。大哥借来村里唯一的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市里的汽车站，田埂边的稻子抽穗了，沙沙声里混着他的叹息。一路颠簸，他憋了半天才说：“小妹，路上尽量别喝水，少上厕所就少遇着坏人。”我瞪他一眼：“不放心就一起去啊。”他挠挠头叹气：“多一个人就多一张车票钱，家里掏不起。”40岁的他，鬓角已掺了白发，看着比同龄人老了好些。

到了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的阵仗瞬间冲散了我的镇定。嘈杂的人声、行李拖拽声、广播声混作一团，三个半大少年像雏鸟似的跟在我身后，攥着票根，眼神里满是慌乱。火车鸣笛进站，人群如潮水般涌来，我顾不上体面，双手死死护住藏钱的地方，扯着家乡话朝身后三个孩子喊：“使出干农活的蛮劲，挤上去！”最后，我们是被人潮硬生生“提”上火车的。

车厢里挤得转不开身，汗味、烟味、狐臭味混杂，闷得人喘不过气。我们四个人四张票分在两个车厢，侄儿在隔壁，隔一会儿就隔着人头攒动的过道朝我望。那一路，我们轮流“值班”，一人醒着守夜，三人抓紧打盹。一次轮到我值班，困得眼皮直打架，侄儿攥着我的衣角小声说：“姑，你睡会儿，我看着你。”我眯了一刻钟，醒来时见他依旧笔直站着，眼睛红红的，硬是没舍得叫我。途中，我们就着开水啃干粮，干粮干得剌嗓子，却没人喊苦。送武汉少年时，我从内衣夹层掏出温湿软沓的钞票，他红着眼圈说：“谢谢姑。”我鼻头一酸，摆摆手说不碍事。到上海送侄儿，我蹲在学校树荫下，从鞋垫里抠出学费，一股子脚臭味混着汗味飘来，一片梧桐叶落在钱上，我抬手拂开，忽然想起“铜臭味”三个字。

把最后一个少年送到天津时，我掏空身上所有钱，那一刻，浑身都轻了。返程的火车上，没有了藏钱的紧张，想喝水就喝，想睡觉就睡，连车厢里的异味似乎也不那么呛人了。回到乡下老家那晚，母亲看着我，背过身偷偷抹眼泪，吃饭时把焦黄的荷包蛋夹到我碗里，哽咽着说：“这趟远门，我的幺女瘦得不成人样了。”荷包蛋的香混着母亲的心疼，暖乎乎的，从舌尖漫到心底。

12月22日，广湛高铁正式通车，广州到湛江最快才一个多钟头，“早饮广府茶，午食湛江鲜”成了现实。我没坐过这高铁，却总忍不住琢磨，宽敞的候车厅里，再也不会有当年挪不动脚的拥挤；飞驰的列车上，再也不会有汗味弥漫的窘迫；求学的孩子们，再也不用把学费藏在衣襟里，惴惴不安地跨越大半个中国。

日子推着人往前走，绿皮火车的哐当声渐渐远去，高铁的呼啸声穿越大海山川。我依旧会在扫码付款时愣神，想起30多年前那段旅程，包括换乘等候的时间，竟耗去150多个钟头，想起大哥蹲在门槛边的模样，想起那三个少年信任且依赖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