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没读过书。她说，一个字都不认识，出门就是睁眼瞎。所以她讲，再穷，也要让两个孩子把书念下去。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家里，父亲种地管肚子，母亲养猪管学费。 那时，农村家家都养猪，别人家养两头，母亲养三头，那意味着更多的辛苦。

开春后，父亲骑上那辆哐当响的自行车，轧过弯弯曲曲的山路去县城买猪苗，有时还要骑到外市去。如今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得在天亮前出发，天黑透了才回来。两个麻袋在车后座晃荡，里面是小猪尖细的哼叫。母亲提前把猪圈洗刷干净，铺上暖和的干稻草。父亲把猪苗放进去，母亲就蹲在栏边看，嘴里轻轻念：“小猪快快长，我娃念书的钱，就指望你们了。”

那时农村养猪，喂不起饲料。猪吃的是米糠和漫山遍野的猪草。蒲公英、马齿苋、苦苣，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野东西。母亲背着一个比她还高的竹篓，攥着铲子就往山坳里钻。皖南的山是好看，绿得能滴出水来，可母亲的眼里只有那些贴着地皮的野草，石头硌她的脚，刺藤刮她的手，她不管，只是铲。铲子往泥地一插，连根翻起，拿起来抖一抖，放进篓子里。篓子满了，就背到家门前的小河里，一把一把淘洗。

猪草切碎了，在大铁锅里煮烂，拌上米糠和剩饭，就是猪的一餐。要喂猪了，母亲会把猪食铲到猪桶里，然后提着往猪圈走，发出“嗷啰啰”“嗷啰啰”的唤声。猪儿一听到这声响，立刻站起来，仰着脸，晃着头，扇着大耳朵，拱到猪槽边，喉咙发出急切的咕噜声。母亲把猪食倒进去，看着它们相互推搡、狼吞虎咽，有时会笑着嘀咕一句：“不要急，不要急，慢慢吃。”猪听不懂，只顾把长嘴埋进去，吃得汁水四溅。

猪长到五六个月大，地里的红薯也大了。母亲挖出来，煮熟了捣成泥，加上米糠搅拌，那是猪最爱的“加餐”。连续吃一个多月，猪就圆滚滚的了。

卖猪的日子，是家里的大事。有时是父亲用独轮车推着活猪去城里卖，有时是猪贩子上门杀猪再卖，我最怕第二种——看着白花花的猪肉摆成一排又一块块被全部买走，自己一点都吃不到。父母看出我们兄弟俩的心思，每次都会央求猪贩子留一个猪肺。母亲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炖锅炖给我们吃。母亲说，你们努力学习，将来有出息了，就可以天天吃猪肉了。

那个年代，猪肉很便宜，一头猪能卖一百多块钱，三头就是三四百块。扣除要买新猪苗的钱，母亲把剩下的钱用手帕一层层包好，藏进衣柜最深处的一件旧袄内里。父亲笑着说：“你藏得比银行还紧。”母亲答：“不藏严实，手一松就花了，娃的学费从哪里来？”

开学前，母亲翻出那袄子，手帕在油灯下一层层展开，她把钱一张张捋平，递到我和弟弟手里。母亲的手很糙，布满茧子，像磨砂的树皮，也像指挥刀，坚定有力。那一刻，她不像个农妇，而是一名发号施令的将军。我们攥着那些带猪草味和樟脑丸味的学费，就成了她麾下的战士。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们兄弟俩在求学之路上勇敢冲锋。

我和弟弟靠着这些钱，从村里的小学读到城里的大学。如今，猪圈早就塌了，老屋也被野草吞没。但每次回到那里，仿佛还能听到母亲“嗷啰啰”的唤猪声，不急不慢，从那个年代传来。那声音和当年她递过来的钞票一样，结实、温暖，撑住我整个童年，也给我一直努力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