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宋瑜   

《巴金：激流一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

林贤治的近著《巴金：激流一百年》，终于在2025年冬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版本。

这是一部传记，关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记。但又不仅仅是一部个人传记。以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精神蜕变见证时代变迁的天翻地覆，贯穿其中的多个历史事件真实可见，跌宕起伏，可歌可泣。“激流”取自巴金小说，在这里，它是时代的隐喻，历史的证词。

一个人的一百年，是漫长的岁月。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就一瞬间。没有什么永恒，毁誉荣辱终将灰飞烟灭。然而，一百年作为生命的精神之旅，却可以返观时代真实的精神图景，这才是历史时刻的内核。《巴金：激流一百年》的珍贵价值，也就在这个地方。

书中密集翔实的史料，细致严谨的细节爬梳，却又以感性的、文学化的语言表述，让人翻阅欲罢不能。我不知道林贤治从哪里搜集到如此丰富的史料，很多内容我是第一次看到。立场、观点建立在厚重、纷繁的史实基础上，有理有据，事实胜于雄辩，有如磐石般的沉实稳定。正如开卷的引言：“关于巴金，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包括巴金本人。唯有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不断的比较、证伪、猜想与反驳，重构巴金以及围绕巴金的全部历史。”

巴金出生于1904年，刚刚进入20世纪的时代。林贤治并不急于将传主推出来，而是先把时代背景对读者作个交代：那时，帝制时代已经结束，共和时代刚刚开启。这是新旧交替、秩序重塑的时代，注定这个阶段的混乱与活力同在。如此，我们去理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革命、运动、权力更迭及种种意识形态的主义、口号，比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便顺理成章。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它成为此时中国新的里程碑或转折点，作者的笔端一步步引向这个时代的焦点事件：五四运动的发生。我们要理解作者的深意，需要结合他的另一本书《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一并阅读。在《五四之魂》中，林贤治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源头。五四一代的出现，点燃了国民精神的灯火。但他认为五四作为现代化中的一个文化命题，从来未曾被知识界认真探讨过。他在《五四之魂》的自序中说：“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它的命运史。”这些观点有如撒落的种子，在《巴金：激流一百年》中开花结果。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让我们看见跨越两个世纪的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蜕变史。

个体人格与时代是互动的，精神是时代的产物。巴金说过，他是“五四的儿子”。从出生在封建大家庭的少爷到留学欧洲回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再到反封建新青年，写出代表作《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巴金的青少年经历了中国的现代转折点：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奠定了他的精神底色。《巴金：激流一百年》的“第一章 新潮”正是从此切入：“中国几千年死气沉沉，只有到了‘五四’时期，才头一次发现青年的存在。”在追溯巴金作为少年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再到赴法兰西留学的心路历程，林贤治以大量的史料佐证，为读者勾勒了在时代洪流中一个理想主义者巴金的激进革命思想与文学乌托邦，爱自由、富于反抗精神。作者的笔触与传主的激情呼应，是热烈、明亮、天真，让人感受到热血沸腾。

然而理想与现实冲突而滋生的幻灭感，怀疑与忧郁，在归国后的巴金身上开始体现。在文学与革命之间徘徊的巴金，大哥的悲剧成为他真正开始文学创作的契机。也因此，成为著名作家的巴金（笔名取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有了大量的作品让林贤治从中抽丝剥茧，去发现巴金所创造的各种文学形象背后作家本人的精神状态、心灵体验。不仅是《家》《春》《秋》，还有《雾》《雨》《电》（革命三部曲），还有《灭亡》《新生》《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等，这个创作历程从20世纪20年代末持续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败退，新政权即将诞生。其间交织着对巴金个人生活的描述与阐释，包括他的恋爱婚姻、成家立业，以及他接管出版社（文生社等）工作、他不断遇见的各路文友、朋友……人间烟火、时局动荡变迁，无形的力量推动着，让激情的巴金渐渐“沉默”，慢慢退守。林贤治的评判及情感态度随着传主的精神蜕变而变化，文笔是节制的、理性的，总体上是现象学般的客观呈现。

林贤治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十分贫乏。从古代的士阶级演化而来，两千多年帝制文化所形成的奴性与自卑，也深植于这个阶级的基因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历史常规中一个变量，五四精神是一个变异的精神实体，但它失去开展的空间。传统士人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既给老大帝国带来蓬勃的朝气和启蒙思想，而民族历史的传统包袱，也注定了中国知识界这“东方的一群”在精神层面上，要作艰难的挣扎。

“挣扎”，巴金自述时使用的词，也是林贤治笔下巴金的生命关键词。而且，这个关键词还指涉了与巴金同时代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集体人格与时代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代人的命运。如果说，以巴金百年生命史为纵线，书中与巴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涉及人物众多）则构成历史的横切面。纵横交错，立体且有冲击力，是震撼人心的宏大画面。

《巴金：激流一百年》的后半部分是沉甸甸的。这部分刻画更多的巴金同时代知识分子形象：胡风、冯雪峰、丁玲、周扬、沈从文、萧军、萧乾、郭沫若、茅盾、老舍……而“巴金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被时代的大潮推着走，根本无从左右自己的命运。在一个严整的大一统的世界里，没有选择，只有被选择。”此时，“革命中国”有着与“五四”这一政治/文化符号一样“反传统”的色彩，而更具激进的姿态。而追求“个性解放”，拥抱“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精神则被置换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个人的需求是羞耻的，个性是要抹平的，所以知识分子要接受劳动人民的思想改造。在“极左”的思想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便是“政治运动把人的灵魂压干了，扭曲了，变成了一团脏抹布。很少有人的灵魂是高洁的、干净的、完好无损的。”

林贤治的文章一贯犀利，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但在文字底下，你读出的不是审判，而是深刻的反思，有着对那个时代精神、那一群人的命运道路、精神蜕变的同情的理解，字里行间有一种同体的悲怆。

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精神三变”论。即通过骆驼、狮子、婴儿三种生物状态比较阐释人类精神的演变过程，个体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自我超越历程。骆驼阶段表现为人被动接受外界命令，如传统道德、权威言论，容易盲从社会规训；狮子阶段则代表着打破传统束缚的觉醒时刻；而婴儿阶段指向破坏后的价值重建。个体回归纯粹初心，重构生命意义，完成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创造者”的身份革命。然后这个“三变”过程往往不是直线演变的。可悲的是，精神更有可能在时代的碾压下萎缩、僵化、撕裂，甚至背叛原来作为主体的自由意识。比如巴金，林贤治在书中展现的正是他身上的矛盾性、理想主义者的悖论、抵制变化又顺应变化的精神痛苦。最终，巴金活成了在《家》中所塑造的可悲的“觉新性格”。这种悲哀，既属于巴金一代知识分子，但又不止于此。

林贤治对巴金的解读与众不同，让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现当代文学史中已有的一些定论。比如，关于巴金“文革”后写出五卷本的《随想录》。这部从1978年到1986年的8年间写的150多篇随笔，长达42万字，总题为《随想录》的散文随笔集，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被盛赞其总主题是“讲真话，抒真情，袒露赤子之心，勇敢探求真理。”林贤治也肯定了这部大作之于文化史、文学史、巴金个人创作的重要意义，但他更看到“说真话”的后面，是特殊的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悲剧。他认为《随想录》恢复了一个正常中国人的良知，但就其思想界域而言，可以看作是某种“建言”的延伸。《随想录》里有所觉悟，有所忏悔。它“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是一个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几十年后重拾致力于社会改造旧梦的一次文字实践，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于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忠实的记录和严肃的省思。”林贤治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巴金曾经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底色。同时指出，在《随想录》中，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洗澡”的巴金，更多地在自己身上展开道德思考，其他方面，则缺乏更深入的发掘。它是自我救赎的努力，但不是真正的自我救赎。真正的自我救赎是精神的自我探索，其过程是痛苦的。意味着要剥掉自我防御，直面内心的懦弱、丑陋与阴暗面，敢承认精神的残缺与匮乏。意味着自己要承认：悲剧的产生，其中也有个人的“合谋”。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精神破茧，化蛹为蝶，实现真正的心灵自由。

林贤治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著述往往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巴金：激流一百年》的文字同样体现这种诗性。但它不是罗曼蒂克的，全书的格调更接近于一种低回深沉的歌哭。它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来自历史和灵魂深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