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村及其周边地区 。

民国时期的双恩盐场双鱼工区（资料图片）。

南海之滨，阳西县上洋镇一隅，藏着一座看似寻常的村落——石门村。它的屋舍、稻田与转动的风车，是现代新农村的寻常景物，却掩藏着一段湮没近1700年的往事：这里曾是东晋至南朝时期石门县的治所，是现阳西县境内建制较早的古县。秋日的午后，我与同伴驱车溯源，循着史志的零星记载，探访这座千年古县。

□ 文/图  陈计会

石门村建于民国时期的别墅。

初见石门：古县遗址新农景

从阳江出发，到阳西县城转入往上洋的道路，穿过双鱼城，绕过渡头岭，车子在石门村委会门前的旷地停好。这是此行的目的地——石门村。

时近黄昏，凉风习习。此地依山面海，风景甚佳。沿着村边干净的大道往里走，发现一道清冽的溪水自村后的山上汩汩而来，让人内心感到异常的清新。夕阳下，村庄的一栋栋楼宇显得立体生动。进到村子里面，从建筑新旧和样式，可辨别前面是新村，后面是旧村。在旧村旁边是一望正在拔节的水稻，青绿可人，村后面的山上，大风车正徐徐转动，好一幅现代新农村的景象。

在村里行走，见到三三两两的村民在闲聊。笔者上前向他们询问这座村子的历史，他们说其黄氏祖先明朝迁居于此地。世居村民主要有黄、冯、姚姓，此外还有黎、朱、龚、官、谢、古、陈诸姓。石门村委会下辖岭脚、洋志、盐田、新安、石门、河北等六个自然村。据《阳江市地名志》载：“元初，黄姓人家来此建村。聚落沿郎官山（龙高山）将军帽南麓分布，呈团状。村西为阳江盐场双鱼工区，村东为南山海稀土矿开发区。”黄氏迁来时间，志书记载与村民所说有出入。对于此处石门村见于史志的记载，现存最早的《阳江县志》（康熙二十年）有载，属于白石都二图。现在整个阳西县叫石门的村子也仅此处。

问一些村民，是否知道1700多年前这里是石门县的县城，均摇头表示不知。也难怪，时间过去这么久，沧海桑田，一切都收归岁月的海底，谁还会记起呢？

《宋书》卷三十八关于石门县设立情况的记载。

溯源建制：石门县立废始末

石门县的建制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南朝沈约所撰《宋书》。《宋书·州郡志》载：“高凉太守，二汉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立，治思平县，不知何时徙。吴又立高熙郡，太康中省并高凉，宋世又经立，寻省。《永初郡国》高凉又有石门、广化、长度、宋康四县。何、徐并无宋康，当是宋初所立，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其余当是江左所立。领县七。户一千四百二十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三。去州水一千一百，去京都水六千六百。”这段记载蕴含丰富的信息，不仅勾勒出高凉郡的行政区划沿革，更明确了石门县在刘宋初年的政区归属，是研究岭南早期县域建制的核心史料。

《永初郡国》作为刘宋官方首部地理典籍，成书于宋武帝刘裕“永初”年间（420—422），其记载的高凉郡辖“石门、广化、长度、宋康四县”，是石门县名最早的文献出处。而“何、徐并无宋康”一句中的“何”，指元嘉十六年（439）任著作郎、主持编修国史的何承天；“徐”则是泰始六年（470）续成何承天未竟之作的徐爰。沈约重修《宋书》时，大量采撷徐爰成果，故能通过比对“何志”“徐志”推断：宋康县为刘宋初年新设，且在元嘉二十年（443）之前已废置；而石门、广化、长度三县，并非宋初新立，而是“江左所立”——此处“江左”即东晋（317—420），由此可证石门县的建制早在东晋时期便已存在。值得一说的是，人们谈及高凉郡领县，一般只提到其东汉延康元年（220）吴国初设高凉郡时领安宁、高凉、思平三县，而甚少提及东晋时增设的石门、广化、长度三县。

这一结论还可通过宋康郡的设置进一步佐证。《宋书·州郡志》另载：“宋康太守，本高凉西营，文帝元嘉九年立。领县九……石门长，何志故属高凉。”元嘉九年（432），刘宋在高凉郡西部设宋康郡，原属高凉郡的石门县被划归其管辖，且明确称石门为“故属高凉”的旧县，足见其建制早于宋康郡。遗憾的是，部分阳江出版的书籍误将石门县立县时间定为元嘉九年。石门县县治具体在何处？民国《阳江志》载：“石门，即今白石都之石门村，阮《通志》以石门为高州府之石城，未免太远。”此说符合宋康郡诸县均在原阳江县境的地理范围，更为可信。也即石门县在今阳西县上洋镇石门村。

至于石门县的废置时间，因《陈书》无地理志，史无明载，但《隋书·地理志》“又有永宁、宋康二郡，平陈，并废为县”的记载可作推断：隋开皇九年（589），隋军平定陈朝后，将宋康郡废为宋康县，原属宋康郡的石门县亦随之撤销，后宋康县归入阳江县地。若以东晋初年（317年建立东晋）立县计算，石门县存世约272年，距今已近1700年，是目前阳西县境内建制较早的古县。

石门夕照。

为何立县：乱世政区之抉择

石门县的设立，并非偶然，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岭南政治、经济、民族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引发中原动荡，北方士族与百姓纷纷南迁，形成秦汉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移民潮，且这一趋势绵延至南朝。道光《广东通志》载：“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岭南尤其是高凉地区（今阳江一带），成为移民重要聚居地。人口的激增催生了新的聚落，亟须通过行政建制加以管理，以规范户籍、征收赋役——这是石门县设立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从政治与军事层面看，东晋南朝时期，政权重心南移，朝廷对岭南的开发与控制力度远超前代。高凉地处“粤西门户”，是连接广州与交州的战略要冲，既要防范交州与广州的势力博弈，又需应对俚僚民族的聚居格局。自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合浦郡设高凉县，至东汉延康元年（220）置高凉郡，高凉地区始终是中原政权管控岭南西部的核心区域。东晋时期，朝廷进一步细化政区，将军事据点转化为行政单位，石门县的设立正是这一策略的体现——通过县域建制，强化对高凉沿海地带的控制，遏制地方势力割据。

尤为关键的是民族治理需求。高凉是俚僚民族的核心聚居区，东晋南朝时期，高凉俚人冼氏逐渐崛起为地方首领，朝廷为削弱其自治权，推行“以汉制管夷区”的策略。石门县的设立，不仅能分化冼氏势力范围，更能通过中原行政体系推动俚汉融合，实现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有效治理。及至刘宋元嘉九年设宋康郡，将石门县划归其下，本质上仍是这一治理逻辑的延续——以层级化的政区设置，巩固对高凉西部的统治。

以何立县：地理经济双支撑

选择在石门（今阳西县上洋镇石门村）设立县治，并非随意之举，而是基于地理、交通、经济等客观条件的精准考量，契合两晋南朝岭南郡县“择要而设”的选址原则。

首要原因在于其军事防御优势。石门县治背靠龙高山余脉将军帽，前临南海，扼守石门港（又名双鱼港、白石港，现名河北港）要冲——此处既是水路出海通道，又是内陆防御屏障，易守难攻。民国《阳江志》详细记载了石门港的地理格局：“双鱼港，在双鱼城南十余里，受郎官山西及白石、上洋诸水入海，因名白石港。港外双鱼角尽处再起小山，从左关之，其断处可东出而狭者，名石门；其下可南出而关者，名泥门……石门港阔十余丈，水深五尺余……从前巨舟由港入，可径抵双鱼城下。”这种“一夫当关”的地形，使其成为防范海寇、管控俚僚的军事要地——明代洪武年间在此建双鱼所城，清代设汛派兵驻守，乃至征南将军廖永忠在此擒获疍民起义首领何均受，皆印证了石门港的战略价值。石门县之得名，亦源于此港的地理特征。

其次是水路交通的便利性。岭南“以水为路”，水路是行政联络、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宋书·州郡志》中“去州水一千一百里”“去京都水六千六百里”的记载，足见水路对政区设置的决定性作用。石门县治紧邻石门港，上洋河（白石河）穿境而过，汇入港口——向内可通过河流连接高凉腹地，向外可经海路抵达广州、交州乃至京都建康，既便于朝廷传递行政指令、转运粮赋，又能管控沿海渔业与海外贸易，强化对岭南南部海路的掌控。

再者，成熟的聚落与经济基础是立县的物质保障。晋代以来，北方移民与本地俚人在此杂居，形成了规模可观的聚落；上洋河两岸土地肥沃，适宜水稻、瓜果等农作物种植，是稳定的农业产区；同时，石门沿海一带的制盐业历史悠久，双鱼盐区后来更成为阳江双恩盐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为县域行政运转提供了赋税与物资支撑。可以说，石门地区在东晋时期已具备“立县”所需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建制水到渠成。

今日石门村。

暮色回望：古县记忆今回响

暮色渐浓，晚风再度拂过村边的清冽溪水，凉意渐生。太阳沉落南海，为村前滩涂的水草镀上一层金黄色，河北旅游区的华灯次第亮起，与村落的晚炊交织成现代的烟火气。千百年过去了，当年舟楫往来的泥门港，现已淤积为南山海畔的沙滩，仅剩石门港百米水道可通航；古老的县治遗址也沦为寻常巷陌，连世居此地的村民，也少有人知晓脚下之地曾作过古县城。

古县的历史陈迹，除了考古发掘寻得外，从《宋书》中“石门属高凉”的记载、民国《阳江志》里“县治在白石都石门村”的考据，也大致可认定。霞光里，龙高山的余脉将军帽默默守护着南海边这片村落，流淌了千百年的上洋河依然滋养着两岸的土地，让这里终年瓜果飘香。那些曾经支撑过古县运转的地理与经济因素，从未真正消散。这座“不为人知”的千年古县，或许已消失于大众的视野，却在岭南早期政区演变史中，在高凉文化里，留下难忘的印记——它是中原政权治理岭南的见证，也是俚汉民族融合的缩影，更是时光留给这片土地的深沉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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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初郡国》

《永初郡国》是一部记载刘宋时期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情况的典籍。它成书于刘宋永初年间（420-422），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各个郡国的领县情况、户口数量以及与州、京都的距离等信息。它对于研究东晋末年至刘宋初期的行政区划变迁、人口分布以及地理沿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世的地理志书如沈约所撰的《宋书·州郡志》等，在记载相关内容时，多有参考《永初郡国》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