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认识运铢那会儿，哪想得到自己这辈子会和阳江人绑在一起，变成一种牵肠挂肚的惦念！”坐在广州榕悦养老中心会客厅，92岁的李燊芳望着窗外老树垂落的气根，语气里满是感慨。她说，一晃几十年过去，人老了，就总爱回想从前。阳江那边的亲戚朋友，特别是那群被叫作“细仔”的老朋友，大家之间的情谊，就像漠阳江的水，在心里流个不停。

李燊芳是广东南海官窑镇人，退休前为广东教育学院教授。三十多年前，我读学院专科班时，她为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视野开阔，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让人特别受启发。她的丈夫罗运铢是阳江人，还是曾庆存院士的发小。曾院士在回忆录里和受访时，多次提及他们的交往。

那天广州已入冬，天气转冷，却挡不住李燊芳回忆往事的热情。她讲起运铢生前说过的故事，讲起自己的亲身经历，话语间透出的暖意，让整个房间都温煦起来。

罗运铢与曾庆丰、曾庆存兄弟，还有周合燊、何炳骏、谭江源等几人，是1942年在阳江江城一小（当时叫南恩小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上初中，他们在县中继续做同学。因为年纪小，大家都喊他们“细仔”，这称呼既亲切又顺耳。放学后，别的孩子慢悠悠回家，曾家兄弟住在南郊玉沙村，得一路小跑赶回去——家里有菜地的活等着他们帮忙，锄草、浇水、施肥，样样都是赶时间的活儿。天快黑了，才生火做饭。其他几个细仔爱玩，总想拉他们去爬山、游水，扯着嗓子喊：“庆丰！庆存！走啦！”兄弟俩多半摆摆手，腼腆地笑笑：“无得闲，要赶工（没空，要干活）。”或者指指书本：“还有功课。”他们话不多，但那份勤奋，是刻在骨子里的。

1949年夏天，细仔们都以优异成绩考上县高中。不久，阳江解放。新环境新气象让这群年轻人意气风发，学习更刻苦，也更关心国家大事。运铢思想进步，成绩拔尖，很快成了学校第一批青年团员。

1952年，为给建设中的新中国快速培养人才，国家号召青年积极报考大学。运铢组织大家坐大卡车去广州考试，自己却服从组织安排，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以他的成绩，本可以考个好大学的。后来他给同学们写信，信里说：“假期学校空了，树上、瓦上、楼道里，到处都是小麻雀，只有小麻雀……”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多少有点失落。这种为“大家”舍“小家”的精神，是那一代年轻人无怨无悔的选择。多年后提起这段往事，他虽已释怀，但感慨犹在。庆存后来赠他一首诗：“梦断清华不觉痴，寂寥只有雀儿知。服从组织为师表，披卷平生嗜读书。”

那年高考，阳江有七名学生考到北京，其中五个是县中初中同班的细仔。庆丰考上北京地质学院，庆存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拍的合影寄给运铢，让他羡慕了好久。后来，组织上保送运铢到华南师范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后改名广东教育学院）工作。李燊芳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两人志同道合，结为伉俪。

婚后，燊芳和这群细仔来往，大家都喊她“Q嫂”。起初她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是合燊和炳骏合伙搞的“鬼”。原来1947年时，合燊读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觉得运铢和漫画里的主人公长相特别像，就和炳骏商量，给运铢起了个“阿Q”的雅号。经他俩一宣传，从班里到班外，大家都改口叫运铢“Q兄”，反而很少人叫他的本名。燊芳嫁给运铢，自然升级成了“Q嫂”。

1957年夏，庆存去苏联留学前，回阳江探亲路过广州。燊芳和运铢陪他一起回阳江。到玉沙村庆存家时，天已漆黑。庆存家里清贫，连间像样的房间都没有，只好在柴草间铺上厚厚的新稻草，陪两人过夜。运铢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利和桥梁工程师。对此，他一点也不介怀，反而觉得能和多年老友挤在草堆里聊天，格外有意思。天刚蒙蒙亮，他们连碗热粥都顾不上喝，就又匆匆赶往湛江探望亲友。这份在困顿中依然纯粹透亮的情谊，庆存后来每次提起，都感动不已。

人生的路，哪能都是坦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雨，这群细仔也未能避开。庆丰在野外勘探时被抽去搞“四清”，不幸染病，回北京卧床二十多年，仍坚持写下百万字书稿。庆存和夫人卢佩生也天各一方，吃了不少苦。运铢在林场放过牛，在农场种过地，在茶场采过茶，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那时通信艰难，彼此音信稀疏，但少年时代结下的情谊和那份为国奉献的初心，就像心底里藏着的炭火，在冰天雪地中温暖彼此，激励着大家在困境中前行。

1964年，庆存从苏联回国后因病南归，卢佩生陪他到江门娘家疗养，途经广州时，先住在运铢和燊芳的宿舍。燊芳不太会做菜，煎几个荷包蛋、炒一碟菜心、给每个人下碗面条，都会得到庆存夫妇的真心夸赞。运铢夫妇挤一张床，把另一张床让给庆存夫妇。两对夫妇床头对床头，家长里短，国事家事，无话不说。佩生还跟燊芳开玩笑，说她嫁的“不是忙人就是病人”。后来运铢出差时，特意绕道江门去探望庆存，畅谈安慰。

春回大地，拨乱反正后，庆存在气象学上取得突出成绩，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成为新中国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运铢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多方核实确认就是阳江的“细仔”曾庆存，高兴得像个孩子，奔走相告，把喜讯传回家乡。这份发自内心为老友骄傲的喜悦，促成1983年阳江县政府邀请庆存回乡恳谈。

这次回乡，缓解了庆存积压已久的思乡之情。运铢全程陪同，当他再次看到庆存父亲生前住的那间低矮破旧的老屋时，站在门外，眼眶湿润。那份心疼，不言而喻。后来在庆存父亲去世的忌日，运铢特意在报上发表《记曾老伯》文章，回忆与老人的情谊，字字情真意切。庆存读后，热泪盈眶。这样的朋友，患难与共，知冷知热，实在难得！临别前，庆存写下四首《敬酬阳江父老》诗，得到曾传荣、雷启光、何明等多位革命前辈的唱和，成为一时佳话。

1983年，运铢调任省高教厅中学处处长，常有机会出差北京，老友们相聚的次数多了起来。他们每次见面都长谈不休，还一起去探望病重的庆丰，给他带去不少安慰。庆存在母校设立“明耀庆丰图书阅览室”，运铢就奔走于各书店、出版社，帮忙搜集《剑桥百科全书》《中国通史》等当时稀缺的书籍。

后来，庆存因工作关系回广东、阳江的次数增多，运铢也于1995年退休。庆存每次回来，总会抽空去看望运铢。两人一碰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常常聊到忘记吃饭，直至光着膀子，自己下厨随便炒个青菜，蒸条鱼，泡壶茶，吃得有滋有味。运铢在任时跑遍广东各地，风土人情无所不熟，常给庆存当向导，一起出游。庆存出差看到好风景，会把游记寄给运铢；运铢平时有什么感触，也写下来与庆存分享。2013年冬天，他俩还曾冒着小雨同游梅关古道，在南华古寺听禅，体会“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的意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一向硬朗的运铢突然病倒，他没有将情况告诉庆存。年底，庆存因公到广州，听说老友病重住院，急忙赶来探望。病床上的运铢已瘦得脱了形，闭着眼，嘴微张，呼吸微弱。家人凑近他耳边轻声说：“庆存来了。”他猛地睁开眼，眼神一亮，努力伸出手，紧紧抓住庆存的手，示意大家拍照。

这张在37号病房前留下的照片，定格了两位老友深情相望的瞬间，也凝固了七十多年的厚重情谊。那一刻，千言万语都在紧握的双手和交汇的目光中。庆存回京后，运铢的高烧曾短暂退去，他挣扎着在病床上歪歪扭扭写了一封信，让家人扫描传给庆存。庆存立刻扫描传回信件安慰，并想方设法弄得学者灵芝胶囊送过去。但天不遂人愿，2015年春节前，运铢还是永远地离开了大家。庆存获悉，将悲痛化作诗句：“过年电话每煲粥，煲粥今年无故人。怅望南天一洒泪，九霄何处觅英魂。”运铢生前有剪报习惯，他把所有关于庆存的报道精心贴成一大本。他去世后，家人将这本剪报寄给北京的庆存。庆存手捧册子，见物思人，顿时泪流满面。

回头看这群阳江细仔，从懵懂少年到白发苍苍，历经时代起伏，尝遍人生百味。可他们的情谊，却像阳江老酒坊的陈酿，日久弥香。没有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尽是些细水流长的生活点滴：是困难时的一碗饭、一张床的收留；是失意时一句鼓励、一场交心的开解；是知道你有了出息，打心眼里为你高兴；是病床前无言的凝望和紧握的手；是无论走多远，都惦记着家乡的那一方水土和那一方人。这份感情，超越了血缘，融汇了同乡、同学、同志的情分，在岁月长河里，沉淀成一种纯粹、坚韧的长情。

这情义，是人世间最温暖的底色。它让我想起年轻时读到的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的话：“社会的基础，不仅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正是无数普通人之间这种朴素、真诚、长久的情分，像榕树的根系，深深扎进土壤，撑起了社会最稳的根基，滋养着人心向善向美的力量。它也是一种无声的传承，把“忠、信、仁、义、勤、韧”这些老一辈人看重的品德，通过鲜活生动的场景、实实在在的内涵，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像滔滔不绝的漠阳江水，长流不息。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年的细仔，有的先走了，有的还在。而细仔的情分，安好如初。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世道如何变迁，守住这份人间真情，传下去，就是守住了最根本、最珍贵的东西。天会冷，但这份情，永远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