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的羊城，红艳艳的市花红棉虽已开罢，但其璀璨的红色并未褪去。越秀山上，木棉树依然挺立，指向蓝天白云。热烈如火的色彩，与百步梯旁那排摇曳多姿的翠柳相映成趣，红绿相衬，既热烈又轻柔。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这个千年古都的底色，但结合海洋文化的开放、辽阔、包容，却让这个城市成为行者们留下匆匆脚步的“驿站”。与我共事有年的张若曼同志，她就在这个城市，在这岭南地区，留下过深深的脚印。

我和张若曼同志相识于1951年秋。我们不仅是朋友，还是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忆当年，我们都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号召，投入一场改天换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张若曼同志是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在省广播电台工作的干部，是位有坚定政治信仰和相当高水平艺术修养的女知识分子。她比我年长。当年我们一同被分配到本省的高要县、禄步区搞土改。因她工作经验丰富，被委任为土改工作队的分队长。每一个工作队，又分为若干个工作小组，每一个小组下辖至少一两条自然村。当年土改队是以工作区域包括多少个乡、多少条村为工作单位的，再划分为“片”，用以“点”带“面”层层铺开的工作方法进行土改的。如果人口多的大村，就可以两三条大村合并划分为“片”开展工作。而工作程序又细分为：诉苦教育，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清匪反霸，成立农会，划分阶级，分田分地分浮财，土改复查……其复杂性，名堂多，如果没有亲身参加过土改工作实践，恐怕会弄到一头烟。

试想想，一个工作小组至少下辖一两条自然村，那么一个“片”下辖多少条大小自然村？而当分队长，以点带面工作一铺开，下辖又有多少条自然村？当了分队长，下辖的自然村肯定很多，要承担的责任也肯定很重。而当年农村都很穷，求温饱都很难。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按政策，土改工作队又要找村里最穷最苦的农民为“根子”，与他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当然，土改工作队是由政府派出的，那时还是供给制，华南分局还是要开始搞土改的地方政府，给每个土改工作队员分配些粮食、油、点灯钱等（当时农村普遍还没有发电站，也不知电灯为何物，平时照明大多用松枝，最奢侈的是火水灯了），而工作队员的“三同户”又是最穷最劳最苦的家庭。他们大多生育子女众多。当地政府分配的这点口粮和钱，我们都给了三同户了，所以我们“三同”都只能跟他们一起吃稀粥，因粮食不够吃，便弄来蕉树头、木瓜树心煮了吃，甚至找一种刮去上面一层黄色毛可治脚伤的黄狗头的茎，打碎熬成汤粥来吃。

张若曼同志是土改工作队的分队长，当然职责是很重的，要接触的人也很多，哪类人都有。她也跟我们一样去与贫雇农“三同”了，也跟我们同样吃那些难进口、硬咽下去又苦又涩的食物了。张若曼同志是位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女性，现在突然处于一种与她过去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的环境，无论工作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的境遇中，如果没有比较高的自觉性、自律性，是很难适应的。但她面对如此艰苦复杂的境况，却从来不说个“苦”字。相反，总是笑嘻嘻的，以非常乐观、豁达的态度去笑迎一切。她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面对困难时举重若轻的乐观态度和精神。她那张圆圆的脸，戴着一副镜片有点厚、可能度数较深的近视眼镜，衣着朴素，但搭配很得体；站有站姿，坐有坐态，做事快手快脚。用广府话“撇脱”两字来形容比较传神。她不是广东人，但她与人谈话总是面带微笑的，又不是让人感到矫情作态，能让人感到她是位亲切、和蔼、诚恳、很易亲近、能谈点心里话的人。这是我跟她接触后留下的印象。

也许正是由于她这种耿直、爽快、开朗、办事认真的性格，才让她后来的遭遇有点坎坷吧。

张若曼同志既是土改队分队长，便要经常到她负责领导、管理的各个工作队、工作组去检查工作。看看各队，各组工作中有无出现工作偏差，有无出现违反政策的事情；多数是由各组的负责人向她汇报，她也顺便看看大家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她对工作很认真负责，对工作人员很关心，这是她的一贯作风，所以大家对她都很尊重。她不拘小节，人也很直爽。

那时我已由原来在“点”上工作，转为铺开在“面”开展工作了，不能跟她常见面了。我铺开的“面”，共有八条自然村。我蹲的“点”，名岭村（当年称“主村”，也即我驻扎的村庄），因要以“点”带“面”，这样其余七条自然村只能兼顾了。这些山区小村，村与村之间的距离都较远，不是“鸡犬相闻”的。去队部开一次会，挺不容易。记得有一次，她到我工作的地方检查工作，因为当时大家的生活环境都很艰苦，“三同”时吃的都是那些蕉头、木瓜树心之类的东西，常会有饥饿感，但都不敢出声。可能她自己也有所体会吧。那次开完汇报会，大家还在聊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免不了有点抱怨。那天刚好是圩日。农村人对趁圩很重视，因为只有在这些日子，才会在圩场上遇见熟人，也可以摆摊出售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农民多数懂点小手艺，便在耕作之余做些廉价食物，或削竹编织些畚箕箩筐类的东西，等到圩日拿到圩场摆卖，赚点油盐钱。食物中，那时最多的是做凉粉出售了，农民拿个大瓦盆，将浸透的凉粉草添进适量的水，熬成浓稠的浆，倒进大瓦盆里，冷却后便成凉粉了。而凉粉草在当地漫山遍野都有，只需派自己的子女上山砍柴割草时顺便摘一堆回来便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本钱。

张若曼本来便是个很随和的人，不拘小节。可能那天见大家有点情绪，竟然大胆地叫了在她身边的朱天秀同志，自己掏钱给她，让去圩场买了许多凉粉回来让大家分食，还不忘叫她顺便买几块片糖。因为凉粉无味，单吃有点涩，吃时要加糖或糖水才可口。由此可见张若曼为人很细心，想事很周到。我说她大胆，是因为当年组织上有个规定，土改队不能在圩场买食物吃，即使要买生活用品，也只能去供销社买（到“四清”时也有相似规定）。但张若曼敢于冲破这类框框，而且她还是领导人身份，可见她豁达、开朗的性格。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去队部汇报有关积肥问题工作的期间。这次张若曼同志更“绝”。散会后，她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两串用咸水草穿起来、每个都很大的油炸豆腐，让我们分吃。当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不仅能饱口福，更重要的是那份情意。原来是她不声不响，自己跑去卖豆腐的铺子，要店主做的。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本来，她完全可以吩咐朱天秀去购买的，朱天秀是张若曼的“助手”。因为张若曼不是广东人，同别人交流沟通，有点困难。尤其当地人讲方言，沟通更不便。朱天秀是华南文工团的，她能讲普通话，也会讲广东话，就当了张若曼的翻译。

可惜，自这次开会后，我们便没机会再在一块儿工作了。因为我们各自又去了别的乡镇开展工作。土改结束后又各回原单位工作。我曾在土改刚结束不久，与两位农干去省广播电台拜访过张若曼同志，她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但以后再没联系了。

及至后来，我不知听谁说起，说她“出事”了，被“划右”了，而且下放阳江，当了文化馆副馆长。大约1958年的某天，我出差阳江，曾拜访过她，可是对这次见面，记忆有点模糊了。但张若曼同志，与我在高要共事的经历，时间虽短，却印象深刻。

岁月如梭，匆匆过去又数十载。但张若曼老大姐和蔼可亲的形象，优雅得体的气质风度，处事干练泼辣果断的作风，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只匆匆走笔，以寄托我的萦怀。

又是木棉花开花落的季节。木棉花又有英雄花的美称，但愿广东木棉那灿烂美丽的光华，长伴若曼大姐英灵不泯。翠绿的垂柳，随风轻飘。花和柳虽无言，但我相信它们会记下当年在五羊城留下轨迹的行者。生命与花柳同在，茁壮永存。

      写于2025年8月2日 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