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阳江县青少年文学会的辅导老师（左起：冯峥、高伟文、陈慎光、张华、阮泉）。   市文化馆/提供

屈指算来，张若曼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尤其是那历尽沧桑却依然坚毅的倔强形象，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间。

初次结识张大姐，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彼时，我正在农村插队当知青，因爱好文学，常常将自己在劳动之余写的一些作品投稿到《阳江文艺》发表，所以与刊物的编辑人员都比较熟络。不过，我与若曼大姐的接触并不多。那时她在编辑部负责刊物排版、校对工作，起初以为她是馆里“打杂”的职工，再加上她性格比较内向，所以就很少与她沟通。直到1972年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对若曼大姐的看法。

春节前，我将自以为写得不错的小歌剧《热心师傅》投寄到《阳江文艺》编辑部。不久便收到主编冯英创的回音，他说作品写得不错，可以在当年第四期《阳江文艺》刊登。我得知后很高兴，精神备受鼓舞。可元旦过后，我收到该期杂志时，却不见“小歌剧”发表。失望之余，匆匆赶到县文化馆询问英创主编为何变卦了。他看了我一眼，说：“我确实签发付印了，但在排版时老张反复看了几遍，认为你写的这个小戏还不成熟，把稿子撤下来了。”我听后，心里很委屈：“张大姐会不会看走眼了呀？”老冯笑道：“她有四只眼，还能看错？你还是去听听她的具体意见，再修改一遍为好。”我狐疑地问：“她懂不懂编剧呀？”老冯一听神秘地说：“她岂止懂，还是个行家呢！快找她没错！”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走到张大姐的办公桌前。她抬头开声了：“小歌剧是我撤下来的，你有意见？”我急忙回应：“张大姐，我不但没有意见，而且是诚心来听你对作品修改的指教。”若曼大姐瞥了我一眼，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小剧本，歌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乡村理发师，题材很好！但戏剧的基本元素欠缺，认真衡量起来还未能成‘戏’，充其量是一篇表演唱而已！”我瞪大眼睛问：“什么是戏剧的基本元素？”她笑了笑道：“看来你还没入门！戏剧是舞台艺术，表演中的人物冲突、结构中的‘起、承、转、合’等等，都是剧作应具备的基本元素……”大姐一口气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我站着听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戏剧写作入门课程，慢慢从迷茫中觉醒，开始领悟到编剧工作的深奥与艰辛。

回到农村后，我白天劳动，晚上就着微弱的煤油灯，按照若曼大姐的指点动笔，将《热心师傅》反复修改了六次，然后再次投寄到《阳江文艺》编辑部。不久，作品发表并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县文艺宣传队将剧本排练后，参加湛江地区的文艺汇演，获得了优秀奖励。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1973年6月，这个小歌剧还被广东人民出版社选编入《春耕时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演唱作品集》，在省出版发行。事后，冯英创同志悄悄告诉我：“你这个作品的问世，老张可费了不少心思！剧本在排版付印前，她还连夜推敲修改了一次，稿子推荐给省人民出版社，也是她亲手投寄去的！”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这位看起来其貌不扬的老大姐，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对我们这些刚起步的青年作者，还默默地给予爱护和帮助。她真是我难得的恩师啊！

不久后，县文化局要搞全县文艺大汇演，为解决文化馆编导人员不足的问题，冯英创、张若曼老师建议借调我回文化馆“帮旺月”，得到了时任县文化局局长林毅的支持。于是，我成了最早的文化“农民工”，有机会与若曼老师一起下乡，指导农村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的戏剧编导知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汇演结束后，我本应回村劳动，但林毅局长突然找到我，要求我立即到儒洞边海，搜集毛主席表彰的模范党支部的先进事迹，执笔编写一台大型剧本供宣传演出。我吓了一跳：“林局长，我写演唱才刚刚起步，编大戏可担当不起啊！”林毅局长严肃地说：“这是县委下达的政治任务，现在是山中无鸟麻雀为王，只能由我牵头，你来动笔，大家集体讨论来完成了。”局长走后，若曼老师见我愁眉苦脸，说：“领导这么看重你，你就干吧！别怕，你身后还有我呢！”于是，我壮起胆，当天就跟随林局长和若曼老师一起赶往边海。我们白天搜集材料，晚上讨论剧本情节安排和编写提纲，一周后回到县城，就由我闭门动笔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躲进文化馆的小宿舍里，一连干了三个通宵，饿了就啃干馒头，遇到难题时，就敲敲木板墙，隔壁的若曼老师听到响声后，总会跑过来给我解决难题、指点迷津。写到第四天凌晨，我实在困得不行了，便停笔准备躺床休息一下。这时，突然响起轻轻的敲门声。我急忙开门一看，只见头发斑白的林毅局长手提一个网兜站在眼前，笑着说：“小高，昨晚又熬通宵呀？来，快吃早点。”说完从网兜里拿出两个大面包和一饭盒猪肝瘦肉粥。我顿时手足无措，隔壁的若曼老师闻声走了过来，见状叹道：“县文化局长给业余作者送早餐，这可真是罕见的新闻啊！伟文，这个剧本若不如期完成，我们怎对得起局领导的关怀呀！”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终于，经过十个日夜的精心打磨，歌颂边海模范党支部的八场话剧《浪险旗红》初稿如期完成。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后，交给县粤剧团改编成粤剧，在全县巡回公演，获得了县委的表彰。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工作相处，我对若曼老师卓越的文化修养深表钦敬，尤其是她在戏剧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更让我非常佩服。同时也从她善良、沉着、稳重的个性中，慢慢感受到了她在经历跌宕命运后的执着与坚强。这位广西妹子，1925年出生于风景名城桂林，14岁就参加革命，曾先后担任新四军某部文工团团员、安东省（后并入辽宁省）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科科长、安东工人报社编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室主任。1955年到阳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后留任县文化馆馆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原有的家庭也因此破碎……特殊的历史遭遇，坎坷的生活经历，铸就了她坚韧不拔的品格。她曾偷偷对我说：“我坚信历史终会还我一个清白。”她的话，折射出一位老共产党员对革命理想的坚定和纯粹追求。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在国家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声中，不少冤假错案得到了改正。秋收过后，我从农村跑回文化馆看望若曼老师。她一见我便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林毅局长正在同县劳动局联系，千方百计要把你招工回文化馆工作。”我感动地说：“老师，我还年轻，迟早回城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冤假错案什么时候能平反昭雪？”她想了想，平静地说：“全国的冤假错案实在太多，恐怕轮到我还得等一段时间，但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看她如此自信，我心里也跟着宽慰了许多。

几个月后，在县文化局的反复争取下，我终于招工回县文化馆工作。当我重新走进编辑部办公室的时候，远远就看到若曼老师站在办公桌前向我招手：“你回来得正好哟，桌上的这堆来稿，该你来处理了！”从此，我又继续做若曼老师的助理编辑，两人的工作配合越来越默契，尤其是若曼老师特别开心，工作之余还偷偷哼起她最喜欢的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1982年春，若曼老师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县委领导把她请到组织部办公室，宣布为她1958年被划为“右派”的错案平反。鉴于林毅同志已调到新会县工作，阳江县文化局局长一职由她接任。喜讯传开，大家纷纷前来向她祝贺。人群散后，若曼局长悄悄把我拉到她的宿舍，不无遗憾地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这个新任局长眼看离退休仅有两年半时间，我能干些什么呢？”我深感无奈地说：“时不我待，这点时间你能把当今阳江文化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好，就谢天谢地！”她思索片刻后，答道：“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果然，她上任后便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首先是对全县文化系统进行拨乱反正，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整顿部门工作作风，完善人员建制，落实目标任务；接着就是迅速搜罗、引进和培养文化人才。她亲自打报告向时任县委书记刘华初请示，争取文化部门用人指标，先后把林贤治、陈慎光、冯峥等优秀的文艺青年调进县文化馆，全力组建和壮大文艺创作队伍，同时给图书馆、博物馆、粤剧团等业务部门不断补充专业人员，并对各级文化站站长进行考核选拔，很快便组建起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文化生力军。然而，正当若曼老师满怀壮志，不断将阳江文化建设向前推动发展时，一张离休通知书送到了她的手中。

幸运的是，接任县文化局局长的邵胜德同志，继承了若曼老师热爱文化、注重人才的美德，带领她精心打造的这支队伍，把阳江的群众文化和文艺创作继续搞得有声有色，被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和《南方日报》连续报道，称“阳江文化，庙小灯火旺”……

1988年阳江建市后，由若曼老师亲手培育的这批文化人在不断成长中陆续输送至省、市各相关部门工作。其中有著名学者、作家、评论家、戏剧家、诗人、报社社长，还有市委副秘书长、市县文联主席和文化局局长，以及一大批美术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等。

从此，阳江的文化得到不断繁荣发展，一代代文化人才像春天的桃李，在阳光下争妍斗艳……我的若曼恩师在天之灵，看到今天这番新景象，一定满意和点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