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傅路街景(资料图片) 梁文栋 摄

《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 陈计会 摄

阳江城十二街区图(民国《阳江志》)

芳名榜碑 陈计会 摄
□ 陈计会
日前,闻悉《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在太傅路展出,笔者立马赶过去,一睹真容。
此碑于2011年发现并有报道(详见《阳江日报》2011年2月28日报道),但石碑一直深藏于商家私宅,外人难以窥见。现政府将太傅路打造成文化街区,商家适时将石碑展出,有利于提升本地的文化底蕴。此石碑是阳江商业文化的重要物证,清晰印证了清代阳江商业的发达景象,及其在粤西乃至全省的重要商贸地位,对研究阳江清代商贸、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石碑出土时曾请诗联专家康斯馨先生断句、翻译,并作初步考证,笔者在此基础上试作补充,重点解读其承载的清代阳江商业辉煌。
碑记概况 碑刻形制与核心内容梳要
在太傅路中段仁心大药房旁边,笔者见到三块基本完好的石碑用底座固定在墙边。石碑黑底白字,字体刚劲秀美,除店名碑有个别模糊外,主体碑每字清晰可辨。
一块石碑是碑记主体部分,另两块附录记述三百多家店铺的芳名。这三百多家商号正是清代阳江商业繁荣的直接缩影。碑记没有落款时间,但从加入保良会友的名单中可知最早是清同治四年。碑文分别记述“同治四年保良会友芳名次序列”“光绪五年再开保良会芳名次序列”“光绪七年再开保良会芳名次序列”“永安堂各店历年报季芳名次序列”(落款为:光绪七年岁次辛巳正月二十日 永安堂谨识)“光绪七年已后续入会馆报季芳名序列”(落款为: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四月二十日 永安堂)等四批店名共340家左右。从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十八年(1892),时间跨度27年,商号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充分彰显了清代阳江商业的持续兴盛。除店名外,具体碑文如下:
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
别五羊之郡,番舶云游;出二虎之门,估帆风利。男子四方有志,万里营生。始则人力所通,似张骞之凿空;继则尔居言就,如帝舜之成都。莫不棋布星罗,镪至辐凑。而况地连广肇,州拓南恩,宾至如归,朋来无咎。何必陈相自宋,受一廛而为氓;孟子之滕,居上宫而为馆哉?
然而梓里相依,苔岑各契。涣而不萃,无以见相恤而相赒也;疏而不亲,无以广同声而同气也。此地汉属高凉,渐开风会;隋当萧铣,县置阳江。版图叠隶于高恩,沿革代更于唐宋。自绍圣五年而土城始筑,自洪武四年而又改砖城。编户者五十里有奇,分叚者十二街相错。
面襟漠水,髻绾了岗。峰倚将军,削云屏而頍弁;岭尊丞相,抗烟岫以抡绅。河潆镜于北津,坡插篸于顿钵。访宋时之故垒,幕已巢乌;拜张傅之荒阡,泥知负蚁。星移物换,几阅沧桑;人杰地灵,又丰屋蔀。凤岭峨其葱秀,龙津发其灵长。五百年来,承平至今而为厅矣。
城犹百雉,塔耸长虬。村则鸡犬闻声,山则龟蛇守口。说者谓:利饶远客,货殢居民。故来此者,舸逐鸱夷,金分鲍叔。栖船过肆,九衢之通运偏多;舴舰迷津,百粤之贸迁不少。商廛既伙,吾郡尤都。将此康乐和亲,殷昌繁衍,阜民财于舜日,给人足于尧衢。讵可以储乏公囊,集无厅事?
爰于第七闸创成会馆。焉度地庀材,鸠工肯构。梁扛玉女,帆收珠里之云;柱捧金仙,栋射华濠之旭。登斯堂也,恍然见:兴仁兴让,无诈无虞。摭数百年未有之规,联十四属已成之势。且藉以致民聚货,顿成冠盖之冲;问俗观风,上备轩輶之采者矣。
雄籍由广郡,铎摄高要。忝分苜蓿之餐,敬话枌榆之旧。谨沿颠末,用志不忘。他日者,绵羊河口,舣舟而食鲜鱼;翠鸟山头,携琴而放仙鹤。寻圮楼于万象,基址当存;叱怪石于双鱼,云根许割。铺经山口,客题黄竹之桥;渡过大墟,人载绿荷之饭。
望停云而把袂,坐对溪山;揖今雨以谈心,无非乡里。心乎爱矣,言敢忘诸?惭无绣虎之才,下笔漫惊风雨;愿并金鸡之石,勒碑永寿山河。
敕授文林郎、高要县训导、壬戌恩科举人、辛未大挑二等 何又雄 顿首拜撰
关祝三刻并书
从碑文可知,作者为何又雄。据清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五载:“何又雄号淡如,深村堡人,同治元年举人,大挑二等,选高要教谕。又雄博览能文,尤工骈俪,诙谐善谑,往往以文言道俗情,援笔立就。授徒省中,从游甚众。闲涉绘事,自饶风致。晚任教职,数年,寻卒。”据说他因考场代人作“枪手”断了仕途,将原名“何又雄”改为“何双雄”,以授徒为业。
该碑文记述广州商人在阳江建会馆,重点记其缘起、地理、历史、商业盛况。文章从广州商人出海经商说起,用张骞、舜都、孟子居滕等典故,说明商人外出经商需要聚处、互助、联谊,建会馆是体现“同乡相恤相赒”的要义。紧接着写阳江千年的建制史,从汉属高凉县写到清建厅,铺陈阳江形胜与古迹,描写山川、旧垒,渲染地域底蕴。由于阳江商业繁华,广州商人较多,遂建会馆,设在“七闸”。接着写到会馆功能,可以联十四属乡情,兴仁让、息诈虞。作者还联系自身追忆乡谊之情。结尾抒情,祝颂会馆长存、山河永固。
内容考证 地名疏释与史实辨析
此碑文涉及阳江诸多历史地理内容,尤其多处出现阳江地名,既有历史旧称,亦有撰文当时的称谓,这些地名多与清代阳江商贸、交通紧密相关,是解读其商业地位的重要线索,笔者试略作疏释。
了岗:民国《阳江志》称:“自望瞭山北出折东曰金钱山,东曰田螺山,又西北二里曰了冈。”也即现在了岗路附近。
将军峰:即将军山,在阳东区那龙镇和平村附近。旧驿道边,靠近黄竹桥。
丞相岭:即郎官山(龙高山)西南之一峰,相传宋丞相留正绍兴中尝为阳江县尉,故名。(《清一统志》)现阳西县上洋镇双鱼城古驿道经过丞相岭,是阳江通往粤西各地的商贸要道。
凤岭:即大凤山,今名大放鸡山,在旧驿道边。民国《阳江志》载:“大凤鸡山在城东北二十里,高二百余丈,峰峦巃嵸,一方之望,邑城之少祖山也。其山横峙,势若展旗,官山即其东角。宋尚书李乔木之墓在焉。”
绵羊河:即石滩河,在今江城区埠场镇关村附近。民国《阳江志》云:“绵阳涌,一名石滩,在城西南二十里,受罗琴山东合冈之水,至关村入于西河。(《李志》)绵阳涌水,源出合冈东南,非受合冈水也。(《采访册》)”作为漠阳江支流,是清代阳江水陆商贸转运的重要枢纽。
金鸡石:民国《阳江志》称:“(北山)又北半里曰金鸡石。”《舆地纪胜》引《郡国志》云“石上每有鸡,见金色。鸣于石上”。乾隆《阳江县志》云:“金鸡石在城北小洲上,相传宋时有金鸡飞立石上,追者至,坠于水,因立庙石侧。石刻‘金鸡古迹’四字。”现石刻存放在金鸡寺。
双鱼石:指阳西双鱼城的怪石。古城东门有石鼓、西门有石鸡(后修路炸毁)、南门有石狗、北门有石人。
翠鸟山:唐《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六载:“翠鸟山,在(阳江)县东二十里。”民国《阳江志》称,大凤鸡山在城东北二十里,亦称飞鹅山,凤与鹅皆鸟形,疑翠鸟山即此。碑文中说“翠鸟山头,携琴而放仙鹤”,又似指罗琴山。
黄竹桥:乾隆《阳江县志》卷二载,黄竹桥在山口铺前。今阳东区那龙镇和平村,将军山旁,是古驿道必经之处。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三载:“肇庆西恩平、阳江会处鹿围、黄竹桥,仍高、雷、廉、琼之要冲”,足见其在广东西部商贸通道中的重要地位。
山口铺:在今阳东区合山镇黄竹桥附近。是阳江东路驿道一个驿铺。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之一载:“东路:自县前总铺十里至长亭,又十里至官山,又十里至那雕,又十里至凭村,又十里至甘濠,又十里至莲塘驿,又十里至山口,又十里至那龙,又十里至那柳,接恩平阶山铺。”这条驿道是阳江连接广府、辐射粤西的重要商贸通道。
万象楼:民国《阳江志》卷十一载:“万象楼,在旧西城上,宋嘉定五年,知州留硕建,久废。”崇祯《肇庆府志》载留硕《万象楼记》,此楼为鼍城名胜。
大墟渡: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卷一载:“大墟渡,在县西九十里,康熙十三年新造渡船。”民国《阳江志》卷十载:“大墟渡,在大墟汛前,今建桥,渡废。”此渡应在现阳西程村黄什桥附近。是清代阳江通往电白、高州等地的商贸渡口。
珠里:指珠里街,阳江城外十二街之一,为阳江古商埠核心区域,商铺林立、货物云集,所以文中才有“帆收珠里之云”的生动描述,是清代阳江商业繁荣的直接见证。
十四属:指清代中晚期广州府所领的14个县(即“广属十四县”)。包括:1.南海县(今佛山南海、禅城)2.番禺县(今广州主城、番禺)3.顺德县(今顺德)4.东莞县(今东莞、深圳、香港)5.从化县(今从化)6.龙门县(今龙门)7.新宁县(今台山)8.增城县(今增城)9.香山县(今中山、珠海、澳门)10.新会县(今新会、江门)11. 三水县(今三水)12.清远县(今清远)13.新安县(今深圳、香港)14.花县(今花都)。广府十四属商人纷纷来阳江经商,足见阳江在广东商贸格局中的吸引力。
十二街:清代至民国阳江城外十二条商业繁华的街区。阳江城外沿漠阳江设七大闸防盗(大闸至七闸)。其中二至七闸为独立街市,加大闸(水街)、龙津(旦场街)、珠里、大埠头、渔洲、麒麟,共十二条主街,故称“十二街”。这十二条街区商铺鳞次栉比,涵盖绸布、酒米、药材等各类行业,是清代阳江商业发达的核心标志,也是粤西地区规模最大的商贸聚集区之一。
文中还提到“洪武四年改砖城”,这与《阳江县志》“洪武三年”说法有出入。为此笔者找到同是明代编的《肇庆府志》(崇祯版),也是说“洪武三年”,碑文疑弄错,或另有所本。
碑记价值 解码清代阳江的历史密码
《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是研究清代阳江历史、商贸、地理、社会与文化的第一手核心文献,其重见天日极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空白,其中最具价值的,便是对清代阳江商业发达景象及其在广东历史地位的清晰印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商贸佐证
阳江自隋唐时代开商埠,被称为“远郡之沃饶者也”。宋代“吴越所产之物,不乏于斯”(《太平寰宇记》)。明代阳江县的“富商巨贾常缚藤步船泛海抵琼崖文昌、会同(琼海)等处,采买槟榔、椰子,旬日往还,息辄数倍。南、番、新、顺之人,辐辏营生”。(康熙二十年《阳江县志》)清代商业更加繁荣,中晚期在城外形成商业的十二街区,成为粤西商业重镇。此碑记述的正是当时商业情况。明清乃至民国,在阳江经营生意的,多为广府人。关于当时的客商,阳江流传这样的俗语概括:“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清(远)、水(三水)、化(从化)成龙。”碑文称:“利饶远客,货殢居民”“商廛既伙,吾郡尤都”,进一步证实阳江是粤西沿海枢纽、“小苏州”级商埠。
交通见证
阳江在唐宋时期就是“当五州之要路”,明清驿道进一步拓展,形成东西走向的由广州、恩平至阳江往粤西和南北走向的由肇庆、新兴至阳春、阳江往粤西的两条驿道,并在阳江乐安驿汇合成一条古代交通大动脉。碑文称:“别五羊之郡,番舶云游;出二虎之门,估帆风利”“帆收珠里之云”,这是指从海路来阳江,并在阳江城外漠阳江边的古商埠上岸。碑文称“铺经山口,客题黄竹之桥;渡过大墟,人载绿荷之饭”,这是阳江陆路的交通写照,其中“山口铺、黄竹桥”是恩平往阳江驿道的重要节点,“大墟渡”是阳江往电白驿道的重要渡口,另外“绵羊河口,舣舟而食鲜鱼”中的“绵羊河”,是水陆交通的节点。因为清代中后期,从广州经阳江往粤西,往往是船至乌潴洋,溯锦江而上至恩平,陆行至阳江那龙,下船至漠阳江支流石滩(绵羊河)上岸陆行,这是当时往粤西的捷径。(详见本报2025年12月21日《粤西咽喉:阳江驿道历史变迁探究》)这证明当时阳江水运网络:漠阳江——西江——广佛——南海的跨区域商路。
建制实证
碑文系统梳理了阳江从汉代至清代的建制脉络。汉为高凉地,隋萧铣时置阳江县,宋绍圣五年始筑土城,明洪武四年(或为三年)改建砖城,清代升级为阳江厅。同时记载清代阳江城区编户五十里、十二街相错。这印证了当时阳江城外十二街区是核心商业区,与现存历史街区吻合。
自治缩影
会馆的设立源于“涣而不萃,无以见相恤而相赒”,广州府商人为了抱团、互助、维权、联谊而设立。主要功能是议事、祭祀、宴集、义葬、助学。由碑记芳名榜可知,在会馆设立之时或之前,广府商人已在阳江成立“保良会”。最早的保良会是咸丰四年(1854)由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成立。其时太平天国起义,一些无良地痞恶棍乘机作恶。面对匪患,梁维清在村里成立保良会。保良会,顾名思义,是为保护良善百姓而设。谭嗣同称“良乃保,不保不良,而良益保,不良大惧,进而良,否亦他徙,其乡以无有博,而盗贼罔弗飏。”(《赠梁莲涧先生序》)保良会原先是为保护乡村社会安定的自治组织,后来延伸到外出经商的广府商人在异乡的自助、自保组织,并有慈善功能。阳江保良会开展情况不得而知,但从“芳名榜”上可知,有先后四批约340家店加入“保良会”,可见其影响广泛。保良会可看作商会组织的前身。光绪三十四年(1908),阳江县于太傅祠创设商务公会。商会重点是组织商团武装,维护治安;组织消防队;赠度赠药,救饥救贫。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军进攻阳江,清阳江驻军头目符开铭要商会筹饷6000两白银作为调防费,否则纵火焚城。情急之下,阳江商会理事陈河(南海人,“存仁堂”药行经理)慷慨捐资6000两白银,用两个竹箩装好,派两个人抬送过去,解救全城百姓,深受人们爱戴。(谢彦伦《阳江商会源起及其组织和主要活动》)
文史价值
该文是清代中期骈散相间的馆阁文体,用典精审。精准描绘清代阳江自然与人文景观,对山川形胜和古迹遗址的描述比方志更生动、系统,可视为清代阳江山水志,为地名考证、旅游开发、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关祝三书丹并刻,为晚清岭南碑刻书法实物。关祝三史不见载,是否书法家关祝龄(三铺街人,宣统元年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第九名,山东补用知县),有待进一步考证。
门外依然是喧嚣的街市,而一块穿越百年风尘的石碑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荣光:远去的帆影、码头的喧闹、伙计的吆喝、讨价还价的声浪无不溢出碑文,让人恍若重回当时的场景,真切感受到清代晚期阳江作为岭南商业重镇的繁华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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