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接受阳江日报专访。宋福亮 摄

人物访谈

■阳江日报记者/黄仁兴 梁小可 张文兵

今年3月，阳江籍著名学者、诗人林贤治的经典传记《萧红：孤鸟南飞》推出新版。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生命力的女作家，其坎坷经历与悲戚命运再度引发文化界的关注和讨论。

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萧红？怎么写好作家传记？网络时代的今天如何阅读？4月24日，在我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之际，林贤治应邀来到阳江日报社，接受了家乡媒体的专访。

重新寻找萧红的意义

◎记者：2009年，您的《漂泊者萧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次更名推出新版《萧红：孤鸟南飞》，有何用意？

◎林贤治：今年是萧红诞辰11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编辑室重印此书，自然带有纪念萧红的意义。换个书名，一来新鲜一点；二来聚焦萧红一生的悲剧：在孤独中挣扎和反抗，以引导读者的思考。

在宣传海报上，醒目地写上：“在没有知识分子的时代，寻找萧红的意义。”我认为，这意味着对萧红的一种新的认识。萧红对于自由、平等、社会正义等观念的认识与追求，对人权、女权的争取，对文学的自我定义和对写作的自觉意识，都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体现的。作为一个青年流亡者、反抗者、战斗者，她的文字是泣血的文字、烈火般的文字，她是明显高出于现代一般作家之上的。纵观萧红的一生，其中的文化含义非常丰富，富于启发性。过往，我们不免用男女婚恋悲剧使之简单化、狭隘化了！

◎记者：为何选择萧红作为传记对象？

◎林贤治：最初起意作传，只是“路见不平”，这层意思我在初版后记说过了。2006年秋，偶翻《书屋》杂志，看到上面刊发的桑农借用聂绀弩悼念萧红的诗句为题的文章《谁人绘得萧红影》，读到萧红因萧军和端木蕻良——最亲近的两位男士——对她作品的嘲笑而起反感一节，颇受触动，用两周时间通读了她的全部作品。待深入阅读萧红的作品及相关史料之后，始觉她极不简单，遂萌生作传的意图。从她的生平活动，包括爱恋，以及作品中发现，她的存在本身，触及许多社会问题、文化和文学问题，其中潜在的意义需要通过多个角度作深入的发掘。

萧红只活了31岁。我始终觉得，她的一生是寂寞的，欢乐时也是寂寞的，死时尤为寂寞。但她一生追求爱与自由的精神，让她的故事和她的作品散发出热烈而持久的魅力。相比《人间鲁迅》《巴金：激流一百年》等传记，萧红传我写得很快，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在回过头看，没有错过萧红，写下这样一本书，于我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

◎记者：书里提到萧红和鲁迅等人的交往，让读者从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人面孔。作为鲁迅研究学者，鲁迅研究成果对写萧红传有什么帮助？写传对进一步研究鲁迅又有怎样的价值？

◎林贤治：从萧红那里，确实可以联系到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人。即便在那个时候，文坛也是势利的，有许多人事的、利益的交错。所以当萧红从东京回到上海拜祭鲁迅时，会高喊出“正义”二字，那是她在绝对孤独和绝望中的旷野呼告。

我对鲁迅的阅读，有利于对萧红的理解；反之一样，萧红的作品也能促使我对鲁迅作进一步的思考。在萧红传里，我写出了对《生死场》的某些新的理解。我认为，鲁迅虽然给了萧红这个中篇以很高的评价，但持保留意见，即认为萧红在小说的人物描写方面是有缺陷的，缺乏个性化形象，不如风景的明晰。这样的评论其实是不准确的，有违萧红对这片黑土地和农民生活的认识。萧红内心有大悲悯的情怀，在她看来，这里的农民与被宰的耕牛、山羊等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就是说，人不成其为人，遑论个性！恰好这是萧红认识深入的地方。她不是从写作（技巧）出发，而是真正从生活出发，用生活校正文学。这是萧红的创造性，是她的过人之处。事实上，萧红也不是没有写人的本领，仅看她的短篇《手》，就知道她具有契诃夫式的描写的精准手段。

写传记就是写历史

◎记者：目前文化界似乎涌现一股传记风潮。怎么看这一现象？您认为写好一部作家传记要具备哪些能力？

◎林贤治：我不知道目下是否有这样一股风气，也不大关心所谓“潮流”，只按自己的需要写作。至于说到写作家传记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我认为，至少，对传主要有充分的了解、认识。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不断的分析、比较、证伪与证实，对传主的生平，对其出身、教养、性格、思想和人格，包括所处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充分的了解。其中，人际关系非常重要，要顾及各种影响。写传记就是写历史，要准确、深入，从特殊见一般，得有透视历史的能力。优秀的传记内涵丰富，具典型性、代表性。当然，文采也是重要的，没有好的文字载体行之不远。

◎记者：萧红被称为民国奇女子，多才而命运坎坷。怎么看待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命运和她们的解放与觉醒？您在《故园》中写到几位女性的故事打动人心。对当下的女性地位作何评价？

◎林贤治：萧红处于乱世，“乱”，混乱、失序，但也意味着多元，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从史料看，我以为是相对自由的、觉醒的，有着争取解放的动力。当然，广大底层妇女仍是悲惨的、蒙昧的，一如萧红在《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述的那样。毕竟，萧红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了，生存的条件多少有所改变，但也并非不可追溯。我在《故园》中写到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一些乡村女性，从她们的境遇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变易是长时段的，历史的惰性，一些悲剧性因素仍然有所遗存。要消除野蛮、落后、蒙昧，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需要我们不断变革，作出韧长且艰苦的斗争。

纸质书更适合我，大脑要装最有用的东西

◎记者：读书是向内的求索，写作是向外的展示。您曾说过，阅读永远大于写作。今天，阅读载体和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怎样的方式或者习惯更利于有效地阅读？能否讲讲您的阅读和写作习惯？

◎林贤治：阅读大于写作，只是我个人的体会。我现在能写出一点东西，和父亲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我父亲做过私塾先生，从来重视读书。念中学时，多鼓励我买书，买书用钱是从不吝惜的。那时，读“课外书”确实称得起刻苦，几年下来坚持“尅读”，为此误了“正课”是常有的事。但也十分享受，至今仍然时常怀念那段时光。

今天，阅读的载体确实有所变化，兴起不同的电子文本。不过，我想一个人的阅读方式或习惯应该是基本不变的。电子书和纸质书阅读起来应该没有什么不同，手机里的资讯是碎片化的，读多读少全凭兴趣或需要。我只是觉得，纸质书更适合我个人：一是习惯，二是安静，少干扰，宜于随时停下来思考。阅读方法也是因人而异，而且因书而异。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是阅读时常用的。书可泛读，可细读，这也是常识，不可能每本书都只字不漏地阅读。我常常是跳跃着阅读的。该记的记，甚至笔记，该遗忘的就忘掉，毫不足惜。大脑没有那么多空间，要装最有用的东西。进入新学科，领略新知识，我往往先找两种书作为入门：一种是历史类，或可先选一本可靠的简史；一种是“概论”类。这样，就大致可知这门科学或知识的“前世今生”了。

阅读氛围的造成非常重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读书是没有希望的。回顾近现代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发达国家”的国家，都很重视培养国民的阅读爱好，出版业都很发达。从小学教育开始起步，提升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尤为重要，由学校推及社会。阅读是个人的，又是群众性、社会性的，是全民族的事业，需要社会的诸多方面合力进行。

◎记者：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解决温饱问题后，思想上的富足成为追求。怎么看阅读和写作对于老年群体的意义？

◎林贤治：我从来不特别考虑老年群体。比较起来，或者我更重视青年群体。我常常好笑地觉得，我就是青年！

◎记者：怎么看写作的价值，如何理解写作者的责任？

◎林贤治：我只是写，很少考虑身外的事物。因为身外的一切，包括什么“价值”“责任”等等，在写作前早已进入我的整个生命、整个肉身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