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也吃一口！”在公园门口，一个由电动三轮车支撑起的糖水摊前，9岁的儿子用一次性塑料勺挖起满勺的豆腐花伸到我面前，清澈眼眸中尽是等待分享的童真。我下意识地张开嘴，一股豆香的温热在口腔内蔓延，瞬间浸润开了我在老家时的那段童年记忆。

在20世纪80年代的皖南农村，农耕是家家户户的主要生计。“日未出而作，日已暮未息”，是我所在河坝村大人们的普遍日常，但效率低下的传统农作方式，为大家带来的是同样的清贫底色——虽然这清贫无比清澈，却浸泡着孩子纯粹的快乐与大人沉默的负累。

当时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房屋大多依水而建——正门朝路，后门向水，以便于生活中取用水方便。在老人们常说的那条百年不曾干涸过的小龙塘边，紧挨着我们村的十几户人家：统一低矮的屋舍，均为草泥混合后夯成的墙基，屋顶则由收割完稻谷后的干稻草层层苫成，看似臃肿又有些萌态的模样，却是最温暖的家。

那时，除了地里可收成的山芋、花生和玉米外，村中的孩子基本没其他零食——“馋”成了我们共有的特质。我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缘由是村里一位婶婶刚从地里摘了条黄瓜，看到我后，玩笑地说：“阿四，给我磕个头就给你吃。”当时的我，哪晓得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尊严，当即利落一跪，唾手便得了这家中没种的果蔬。就此，阿四“嘴好馋”的名声全村皆知。

因为这份刻在心眼里的馋，每到傍晚时分，当村头开始飘来那股浓郁甚至能感受到滚热的豆香味时，我的脚步便被勾连得不受控制。

正友伯伯家就是村里做豆腐的，离我家很近，相隔也就两户，门前有两棵苦楝树。他家的土房更为矮小，或许是不以地里农作为主，连屋顶的稻草都比我们家的要稀薄些，加之每日长时间的烟熏火燎，呈现一层淡淡的黑色，特别好认。

蹦跳着来到他家门前，小手熟练地掀开那条为出入方便而挂着的褪色蓝布油帘，正屋作坊的豆香味愈加浓厚。

里面都在忙碌着。他的大儿子推着石磨磨浆，小女儿阿宝正将泡好的豆子用铁勺分次舀入磨眼，一边添加泡好的黄豆，一边用葫芦瓢往里加水，乳白色的豆浆便顺着磨沿流到下面的大木盘里。婶婶在灶后烧火，大铁锅里是刚磨出的生豆浆。在一根从房梁拴下的粗绳上，紧系着一个陈年柳木制十字筛架，四角各挂着厚土布的一角，个子不高的正友伯伯背对着我，使劲晃动肩膀，筛起刚才煮沸倒进去的豆浆……

这一幕是如此的经常且心照不宣，以至于彼此都没有客套地打个见面时的招呼。我就这么不作声，一直站在屋内空旷点的角落，虽然才几岁，却懂得此时不打扰就是最好的配合。

终于等到过滤后的豆浆煮好了，舀入大木桶中略微晾凉。正友伯伯一手缓缓倒入石膏浆，一手用长柄勺又轻又慢地搅动……盖上盖静置约20分钟，当他再次打开盖子时，淡黄的豆浆已凝结成雪白软糯、叫人垂涎的豆腐脑，也叫豆腐花或豆花。

“家去讨个碗来！”他的双手在白色熏黑的围裙上用力擦了擦，看向角落里不好意思吭声的我说。“家去”是老家方言，意思是回家。

“嗯，嗯！”我兴奋着点头的同时，双脚早已拔起，飞快地跑到家中。蹬上小木凳，从厨房盖浪里抄出一只最大的粗瓷碗，再一阵风似的跑过去——盖浪是老家厨房都会放置的木制碗柜，柜门推开时会发出“吱呀”轻响。

好似习惯了我的迅速，正友伯伯已经站在木桶边等着了，手里攥着那根已经老旧的木把铝制扁平瓢。

接过我手里的碗，他略向木桶探身，右手腕自上而下轻轻一旋，铝瓢就贴着最上层舀起一大块来。那动作娴熟轻巧，犹如蜻蜓点水，没有碰碎一点桶里仍在颤巍巍的雪白。

熟谙“小孩嘴甜不吃亏”的我，连忙道“谢谢阿伯”！此时，我觉得自己是全村最幸福的小孩了。

“正友伯伯家五个孩子，地少，劳动力少，日子过得也不好！”此后，因被家教极严的母亲发现并狠狠教育了一番，再闻到风里飘来的诱人豆香，便不敢再刻意去讨要豆腐脑了。我知道，母亲的自尊个性与勤劳善良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只有偶尔家中来客，父亲给我两毛钱去买豆腐时，我才会再次经过那默默生长的苦楝树，掀开那条蓝布油帘，进入那最多念想的豆腐作坊。

平时言语不多的正友伯伯似乎了解到些什么。每次去，如果赶上豆腐脑成型，便一如往常地对我说：“家去讨个碗来！”

声犹在耳，但上次回乡时才深切感受到时光竟如此匆促。当初让我磕头给黄瓜的婶婶，家去讨碗盛豆腐脑的阿伯夫妇，都已静静沉没在故乡的泥土中。

“再吃一口！”儿子的小手又递来一勺豆花，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挥手轻轻推回：“爸爸不吃，你慢慢吃。”

“再吃一口嘛！”懂事的孩子以为我舍不得吃。其实眼前这碗豆花，终究是取水自另一条河流。

它同样洁白、甜美，却少了粗瓷碗沿的温热，少了土灶柴火在豆香里埋下的、那经过阳光晒透稻草后才有的焦暖，也少了苦楝树影静静落在那低矮身影上的无形重量。

于我，它只是豆花，而故乡的豆腐脑是点化凝固的小龙塘水，是飘着豆香的、再也舀不回粗瓷碗的——关于雪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