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津港 陈计会 摄
阳江古驿道是粤西孔道,它穿山过岭,涉水跨溪,蜿蜒起伏在漠阳大地上,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达官显贵、贩夫走卒从此经过,留下无数故事与传奇。在这些过往的行人中,也偶有外国人,他们或者是高官王爷,或者是使节神父,或者是落难庶民,更有甚者是刺探情报的间谍。他们经过阳江,或存留足迹,留下记录,或如轻烟,杳无踪迹。

双层帆船(资料图片)
驿道变贡道:总督护送法国贡品过阳江
今年展示盛唐风华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风靡一时,其很多取景点选在阳江,有些就在阳江古代的驿道上。从东汉开始,岭南七郡每年要把岭南地区的荔枝、龙眼等土特产,以及海外输入的珍贵奢侈品进贡朝廷。古高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现阳江市的范围,当时阳江应开辟有道路运送贡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类进贡数不胜数,但史书没有多少具体记载,清康熙年间法国使节的一次进贡却有书可查。
1698年法国“安菲特立特”(又译“安菲特利特”)号船成功首航中国,拉开中法两国建交的帷幕。此船来华系法国白晋神父奉康熙皇帝的诏令,返法招募新的耶稣会士数学家马多明和马若瑟等人入京。1701年“安菲特立特”号船二航中国时,汤尚贤(de Tarte)神父随船前往中国。但这次这艘500吨级的双层帆船因为桅杆被台风打断,在中国门户停留了四个多月无法在广州抛锚。此年8月,漂泊在台山附近海面的船只又遭遇特大台风,最后漂至电白,于当年11月12日在电白登陆,卸下装载进贡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国方面对此非常重视,派出两广总督护送他们进京。汤尚贤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官员们及其侍从又形成了一支骑兵队,招呼大队人马不要离开官道……对沿途的秩序,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同那位‘大人’及平时总是形影不离的左右侍从计算在内,形成了一支400多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官吏的侍从者中还包括敲锣、吹牛角猎号的乐师,呼喊开道者、擎华盖和锦旗者,步行仆役和专为惩处犯法者的法官等。‘大人’坐在一乘大轿上,我们走在前面以做他的‘老爷’。我们一行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出了电白城,向广州方向前进。”这是很高级的护送,沿着当时的驿道,由电白往阳江行进。
清代的官道,从电白进入阳江儒洞,要经过太平驿(今织乑),到乐安驿(今双捷乐安村),再折往北上阳春。汤尚贤继续写道:“我们来到了阳春县,那里是一座漂亮的小城,我们觉得似乎全城人都拥向街头欢迎我们来了,在大路两旁,人群林立地迎接我们。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为一生中首次见到欧洲‘大人’而心醉神迷。在中国,一般人的蓄须都不会比‘大人’长。我又惊奇地发现,这些集聚的人群丝毫不显混乱,而是一片安静,同时又不见任何负责治安的官员维持秩序。在中国人的修养中,肯定具有这种克制性和稳重性,正如我于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这是由于他们对所有属于皇帝的东西都格外虔诚所造成的。此地的行政官吏于前一天晚上把准备好的晚餐送到离城有6法里远的地点,在我们到达时热情欢迎并以厚礼相赠。我们下榻于一家豪华的‘公馆’。进入‘大人’和‘老爷’的成套房间,必须穿过3个套院。这类房屋始终朝向南方,根据皇帝的法律还必须稍有所偏,即不能朝正南开放,唯有皇宫方可直接向正南开放。”这里汤尚贤介绍了当时阳春城里人对“番鬼佬”的好奇,应该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目睹外国人,现场秩序井然。汤还介绍了当时阳春建设有高档的接待场所。
从阳春城出发,一路北上,过春湾进入新兴。汤尚贤继续写道:“从阳春县出发,我们来到了鹤城(Ho-tcheou)。在途中遇到过不胜枚举的奇怪东西,其中包括一片片特别高大的岩石,分别呈巨大的方塔形,而且一块块矗立在大平原中央。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落到那里的,甚至有人怀疑那里过去是大山,也有人怀疑是大雨逐渐使一些大石块附近的土体坍塌,所以在各个方向都形成长长的峭壁。支持这一猜测的人也有一定的论据,即我们也发现了几块正向下塌陷的石头,在一定高度尚有一层浮土。”这里的“鹤城”应指新兴,因为其后面还写了到达肇庆的情况。由阳春城出发至春湾,一路穿越峰峦林立的石灰岩地区,所以在他的笔下才有那些奇怪岩石的描写。这或许是首次有外国人记录通过阳江驿道的情况。驿道临时升格为贡道,4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颇为壮观!汤尚贤到达广州,于1701年12月17日写此信。

《奏为琉球国遭风难夷漂收粤省护送到闽照例译讯抚恤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海上遇风:琉球难民从驿道返乡
阳江海岸线绵长,加上台风甚多,历史上常常有遭受台风或触礁沉船等海难事件发生,当地军民会将这些难民救起,若是外国人,则由官方护送搭船归国。清朝继承了中国古代对失事船舶积极救助的一贯立场,并对参与救援的官兵和民众给予嘉奖。《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明确规定:“营汛弁兵,如能竭力救援失风人船,不私取丝毫货物者,该管官据实申报督抚、提镇,按次记功,照例议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份清朝闽浙总督钟祥、福建巡抚魏元烺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初五的奏折:《奏为琉球国遭风难夷漂收粤省护送到闽照例译讯抚恤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记述道光年间阳江民众救护琉球难民的史实。
道光十八年八月初十日,琉球胜连郡比嘉村民秦二等8人驾小海船一只,奉本国那霸府地方官差往国头郡安涛村装载木柴售卖。十八日驶至半洋时陡遇飓风吹折桅杆和船舵,其杉板脚船被风冲没,原船随风漂流。九月初十日漂至不识洋面触礁击碎,片板无存。两名水手淹死,其余6人各扶木板游水上岸,被现阳西海边的村民救起。十三日送到阳江县太平巡检司(今织乑)。
太平司衙门对难民给予口粮饭食,并转送至广东省城,再由省城安顿转送至福建安排搭船回国。太平司安排公差护送难民至省城,沿驿道行走,也即从织乑太平驿出发,到乐安驿折北上至阳春县,再由春湾出境新兴。当时规定沿途经过各地方官均要给予衣食。
这里需补充介绍一下琉球国的情况。琉球王国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长1000公里,总面积3600平方公里,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号称“万国津梁”。1372年,琉球诸国成为中国明王朝的藩属国。1663年,琉球正式被清王朝册封,从此琉球使用清朝年号,向清朝纳贡,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从未间断。1875年7月,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的朝贡,并改用日本年号。1879年日本宣布琉球废藩置县,将琉球强行并入日本,设“冲绳”县,琉球王国覆亡。2025年11月29日,大连旅顺博物馆再次展出的“明谕琉球国王敕”引起各方关注。这道敕谕揭示了琉球曾是中国藩属的重要史实,也为研究琉球历史和日本对其侵略史提供了重要印证。

九姜河与丰头河汇合处(即洋边),以前有前往织乑的渡口。 陈计会 摄
派兵护送:俄国王爵过境阳江
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俄国王爵沿驿道由阳春过境阳江,并从儒洞出境电白。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张之洞《致九江道、江西抚台》电:“据汉口俄领事函称:‘该国王爵魏雅谢莫斯奇,随带跟役俄人一名,华人二名,由北京经山东、江苏、江宁至汉口,后赴九江,经江西、广东、广西出关,赴东京游历,由总署发给护照。昨已到汉。因沿途多有惊扰,请派兵数十名护送至九江,并咨请前途各省,派委弁兵护送’等情。”(《张之洞全集》第七册)其时长江沿岸各省正查办天地会起义,张之洞称:“该王爵不宜冒险游行内地,劝令乘轮下驶。”由江西至广东,该王爵光绪十八年正月进入阳江。
据民国《阳江志》卷37载,光绪十八年正月,俄国王爵魏雅谢莫斯奇偕地理会友萨列莫巴,并随行俄人一名,华人二名,自北京赴广东,将道广西出关往东京游历。他们沿省城往阳江的驿道行进,从新兴入境阳春,初一日抵阳江城,偕翻译胡姓华人,持护照至阳江直隶厅署拜会,出驻考棚。初二日起行,由太平司庄仲英护送出境,初四日送抵电白五蓝而返。俄国王爵所走的路线是清代过境阳江的官道。
1901年,日本在上海创办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是一间日本间谍学校,专门培养侵华间谍。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修业三年,主要教授汉语,以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等课程。每届毕业生以三个月至半年时间前往中国某地考察,并将见闻整理成“调查旅行报告书”,从1901年至1945年,该书院5000人先后参与中国调查,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这些调查为日本侵华做全面的准备。抗日战争时期该院毕业生有不少直接从军参战,以其“中国通”身份充当军师。1945年日本战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1912年7月4日至10月6日,该院第10期学生从香港到北海进行调查,进入阳江调查是其重要一环。
日本人是从海道进入阳江的。他们先期到达江门,7月23日上船往阳江,无奈在海上遇风,26日才抵达阳江北津口。他们在旅行志中说:“上午6时,船改变方向,向北驶进漠阳江,近于河口的右岸有北津古迹和古代的炮台遗迹,是阳江城的门户。此处过后到阳江城的30华里之间,江水在平原之间曲折而流……9时,船到阳江城南门外,此处河幅不宽,当地人在烧贝壳作肥料。”旅行志还说:“阳江是广东省南部沿海的一大都会,从广州和江门每五天有一趟小蒸汽船来往,日用品的供给主要依赖于此。”民国《阳江志》卷十载,其时阳江有渡船往广州和香港,估计往江门也很早就有了。
日本人在阳江城调查了一周,于8月3日出发往电白。旅行志继续写道:“陆路水路交替着向电白行进,第一天走陆路,早上4时起床,5时挑夫来了,接着来了11名护卫兵,于是踏着朝露告别了阳江。太阳炽热,没有道路,沿着江畔到了漠南,1时休息,本日恰逢鱼市开场,混乱不堪。自此在丘陵起伏之中南进,午后2时到洋边,这是距阳江以南30华里的织乑河入海口北岸的一个埠头。”他们沿着漠阳江边往平冈方面行进,当时阳江还未修公路,从阳江城往织乑走捷径不是走以往的乐安驿道,而是经过埠场、平冈到丰头河口的洋边坐船。他们3日下午3时坐船,4日到达织乑。
他们记载织乑位于河右岸的一个小驿站,从洋边溯江40华里可至此。日本人并没有在织乑多作停留,4日下午1时开始往上洋方向去,织乑到上洋是45华里山路,于下午7时半抵达上洋。5日他们离开上洋往儒洞方向去,于下午一时到达沙扒,得到沙扒商务会所的关照。旅行志写道:“我们便从此弄了船向儒洞进发,此河河幅大约五六十间宽,水质清澈,流速相当快,在一望无边的平原之间流淌……在河中上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眼前便有一座高高的古塔突立在雨中,过了一会儿,看到森林的一边有个市镇似的所在,便是今天的目的地儒洞。”
日本人在阳江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实地感受社会氛围,这里仅单列出其行程,目的是对1912年阳江交通出行作一个考察。日本人选择这条路径也是为其今后从海路入侵阳江作准备。从北津港进入,这与后来“三三事变”中日本兵乘快艇侵入阳江城的路径相同。他们在阳江城调查后,一路沿着海边走。从织乑往电白,一般人是直接从儒洞过境,他们却绕一个大弯,先期去上洋、沙扒,再沿儒洞河上溯儒洞,然后过境电白。他们此次对进入阳江的三个主要航道(漠阳江、丰头河、儒洞河)都亲历一遍,可见预先作过精心的安排,而当时的政府和民间对此却浑然不觉,不但安排食宿,还专门派兵护送,现在回头看,感觉是“农夫和蛇”的现实版。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日】沪友会编 杨华等译),2000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1901年创立的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学府。而其办学的一大特色,即是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40余年的实地调查。在1901—1945年间,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5000余人先后参与调查,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为毕业论文的调查报告书,还有各旅行小组的纪行《大旅行志》。本书即由从《大旅行志》中精选出来的数篇文章组成。内容富于感性,引人入胜。从异国人的视角展示了近代中国波澜诡谲的社会场景。

《发现中国》(【法】雅克·布罗斯著 耿昇译)2016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西2000多年的交往史。它是一部具有相当高学术品位的大众化读物,属地道的“科普类学术著作”。雅克·布罗斯主要从西方的角度,以欧洲人的世界观,来塑造中国形象和论述西方与中国关系史,而这样的论述,正是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也是中国学术界需要的。书中收入神父汤尚贤写给父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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