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曼离休以后，仍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事。

一天，报社的黄仁兴先生找到我，告诉我今年是张若曼大姐100周年诞辰，社里准备举办一次纪念活动，问我是不是可以写篇文章。

这时，眼前立刻浮上一个中年知识女性的形象：中等身材，肥胖，短发，圆脸，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时，总是微笑着定神看你，嘴唇微微噘起，似是有点好奇的样子。若是认真起来，却显出沉思的模样。平时是一脸和悦的神色，直率，爽快，笑出声来特别可爱，格格格地，仿佛回到天真的少女时代。

黄先生的话使我感到惭愧。张大姐去世以后，虽然有时候会想到她，却不曾想到为她写文章。我们彼此见面不过十多次，而且都是来而不往，算不得亲密。但是，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确实关怀过我，是一位为我抱过柴薪的人。

认识张大姐是在县图书馆里。那时我念高中，去过几次图书馆，每次都见到她在书架间走来走去。借书，还书，登记，动作十分迅捷。她不让自己闲下来，没人的时候，便整理书架，修补图书；少人时便向有需要的读者推荐合适的读物。我发觉，她对外国小说特别熟悉，青年人都喜欢她。

毕业后出城，常常去谢绍祯老师家里。北门街26号形同一个小沙龙，聚集着一群小文人，谈说着时事、文学，和当地的各种掌故。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张若曼的名字，原来就是那位尽职的图书管理员。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她是“右派”，县文化馆前馆长，从省电台来的人。在县文化馆，她创办了一份文艺刊物《春苗》，集合着一批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恰好座中有好几位是《春苗》的作者，他们对张大姐十分熟悉，谈得最多的是她对于刊物的用心，说她为改稿，有时甚至到了不眠不休的地步。除了写作，这些业余作者的生活，也是她所关心的，曾经不止一次在经济上援助过失业者。时至“文革”，当年的作者都已不复年轻，谈起张大姐时，依然充满一种感激之情。

“文革”后期，县文化馆办起一份内刊，叫《阳江文艺》。为活跃地方文艺活动，还组织过多期时髦的“学习班”，拉一些“文青”来培训。我也曾在被拉之列，因为张大姐被指派到班中充当打杂的角色，我们便从此熟识了。

那时，县文化馆的宿舍在北山脚下，距办班的地方不远，我开始到张大姐的家中做客。这是一个三口之家。陈老师也是“右派”，据说他们是在劳教农场相识并结合到一起的，算是患难之交。领养一个小女孩，住在一个小单元里，显得有点逼窄。房间里的布置很简单，墙上没有其他宣传画，只有一张圣母与圣子的西洋画，人物半裸或全裸，半空中还有带翅的小天使。这样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看起来十分扎眼，在当时应当有点犯忌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挂着。

我和张大姐谈话时，陈老师从不参与。他是一个温和且勤快的人，在旁洗菜做饭，忙这忙那，为了不影响谈话，尽量小心不弄出声响来。

我们只是闲谈，文学自然是一个话题，但也是东拉西扯，没有什么中心。关于创作，她很少在文学观念和方向方面发表意见，回想起来，最关心的还是我个人和作品的出路问题。当她看到我有作品发表，无论是在省里或是县里，都会非常高兴。

几年间，见面机会太少，或许因为交往不深，很少谈到家事，或是个人历史，当然那些被视为敏感的话题也不曾谈及。记得有一次，偶尔谈到丁玲，她才说起十多岁时，参加过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属下的一个儿童合唱队。而这些，在我所见到的有关她的生平介绍中并未提及，更不用说不见形迹的部分。她从小追随革命，一路走来，不知有过多少热烈的想象，有过多少梦中的计划，以及奔赴的热情，而所有这些，都将随着她的去世而永远湮没了。

1974年，全国许多报刊渐次恢复过来。我寄了一个组诗给南方日报社的关振东先生，他给转发了其中的三首。不久后，我头一次赴省城看望关先生，他带我走访《广东文艺》编辑部，见到理论部主任易准先生。易先生约我写评论，归家后随即写了一篇论毛泽东诗词的长文寄出。不久收到编辑部来函，说是“留用”，当时不觉有点志得意满。不料两个月后，稿子被退了回来。关先生告诉我，编辑部给公社发函，了解作者的政治面貌时，复函把我描成一副鬼脸，吓坏了编辑部的人，当然不能见用了。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于一个对文学抱有雄心的青年来说，打击不可谓不大。气闷之余，出城时曾经向张大姐倾诉过。她起初听了，沉默了好一阵，接着噘起嘴唇笑了，说了些安抚和鼓励的话。临走时，记得她连声说道：“不用急！可以等一等，等一等的……”

过了好些时候出城，再次看望张大姐。这时，她建议我趁“农业学大寨”的宣传高潮写个热点题材，或许可以找到突破口。我听了以后，一时心血来潮，用了大半个月时间写成一首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体长诗《中国农村在前进》，共两千多行。写成后，张大姐对我说：省作协知道了你的“底细”，不如换条路走走，改寄出版社吧。

事实证明，我们在政治上都十分幼稚。在当时，既然所有作品的发表都必须通过政审，为什么心里还会产生这样一种侥幸的想法呢？

1975年9月寄出，过了春节，又见通知“留用”，于是等待，再等待。有一天，终于等来了公社文化站的叶站长。他说省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作品，出具两份函调，分别送交公社和大队，他此行正是把大队的一份亲自带给党支部书记加写意见的。且不说大队的结论如何，公社的意见绝不会两样。果然，5月就又收到退稿了。

这次退稿，在个人的写作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道路。从此，我不再拼凑应制文字，开始集中研读鲁迅著作，并写下相关的十二篇“地下论文”。对于此间的心路历程，以及写作方面的转变，我曾经写进后来的书里。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将这些告诉张大姐，后来也没有机会作过倾心的交谈。

“文革”过后三年，密云退去，天气转晴。我从地下论文中取出《鲁迅论〈水浒〉》一文，仍寄关振东先生。关先生来信说，已将拙稿转给省社科联《学术研究》主编林文山。林先生提出与我“合作”，如我同意，可以到广州讨论修改，费用由他解决。对一个小人物来说，提议很有诱惑力，随即作了答复。经过修改，论文由两人联名，终于在北京《文学评论》丛刊发表了。

动身前，我把“合作”的事告诉了张大姐。我看见深深的眼镜片后面，一双微微突出的眼睛更加突出了。她脱口而出道：“身为一个老干部，大主编，为什么不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帮助发表，而非要合作不可呢？”在我看来，林先生此举着实有提携之意；而张大姐却全然感觉不到，竟偏执地认定，“合作”的实质是对青年的一种利用，因而愤愤不平。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广州一家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因为是农村人口，没有大学文凭，而编辑属于干部编制，按照我国的户籍制度、劳动制度和干部制度，要从农村到大都市落脚是十分困难的。置身于文化单位，而要接受“农民工”的待遇，且遥遥无期，这不能不给我带来莫大的困扰。编书时，我署了一个“何毕来”（何必来）的化名，被杂志主编李士非看到了，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凡牵涉体制的事，作为个人，实在无从措手，只能听命于组织，也即“单位”。为了调动的事，经人指点，也曾找过一两个人，偏偏就没有找张若曼大姐。到广州工作前，到过张大姐家辞行，此后好像再也没有联系过，连她在“右派”改正之后做了文化局局长的事，也是许久之后才知道。

经过多方努力，1983年我在县里被“招工”，成了织糖厂的工人。越半年，又经组织调至县文化馆，成了职工，可以领取全国粮票了。两年后，据说凭着我的一本刚出版的著作，作为某种资格的证明，通过县人事部门，几番辗转，才从市里争取到一个“转干”指标，终于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国家”一词，当时对我来说，意义特别重大，让我顿时领悟到了长期以来从未感受到的分量。

关振东先生对我在县里招工转干一事知之甚详，他告诉我说，在这个关口上，全得力于张若曼和曾传荣两位文化人。我回县城搞调动手续时，特地登门拜见张大姐，向她表示感谢。她笑着说，她不过是给县委打了个报告，在文化局的位子上做点文化上的事，完全是公事公办，用不着感谢。接着提醒说，值得感谢的倒是曾传荣校长。她说老先生完全是“局外人”，人前说项，府前奔走，不辞辛劳，实在很难得，说完又大大夸赞了一番。

不久前遇到老同学高伟文，他恰好是张大姐文化馆时的旧同事。回顾我调动的事，他说张大姐当时也不懂径路，曾经找他讨论过，并委托他起草报告。他说，别看是一纸公文，前前后后，要做许多工作，并不像张大姐云淡风轻说的那么简单。

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张大姐到广州铁路医院治眼疾，上午给我电话，下午便到了她的病室。这次会见，想不到竟是最后一面。

她住单间，用被子垫了枕头半躺着，见我进来，立即起身端坐。人已离休多年，高血压，心脏病，精神状态却是出奇的好，毫无委顿之色。实际上，自认识以来，我从未见她消沉过。当了“右派”，她并不自视为“贱民”；做了局长，也不把自己当官员看待，几十年就如普通人一样走了过来。我觉得，在她身上一直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品质，有信仰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真诚，坦荡，刚直，热情。她很欣赏“右派”陈学昭一本书的名目：《工作着是美丽的》，几次跟我提到过。她就活在美丽的工作——革命工作，文化工作——中间，在工作中默默地燃烧自己，发散自己。

这一回，张大姐谈兴甚浓，话题也广，这在过去似乎是不曾有过的。在问及我的工作和写作情况之后，接着了解文化界和出版界的现状，还和我讨论到关于体制改革、文化教育、道德风尚、社会创造力等等问题。谈话混杂无序，其间还会插入一些历史上的人和事。

我们又一次谈到丁玲，她的识见使我刮目相看。丁玲当“右派”以后，先遣北大荒农场，后进秦城监狱，我们不能不为她的苦难感慨兴叹。但接着，她表示更看重丁玲的文学才华，认为一个作家被剥夺写作的权利比肉体所遭受的折磨更不幸，更令她感到痛惜。她认为，1955年、1957年以后再没有小说留下来，是丁玲最大的损失。人生短暂，个人微不足道，而文学遗产作为个人留给社会的财富，却可以滋养更广大的人们。这是一种卓见，包含着张大姐作为革命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双重目光。

因为丁玲，又谈到丁玲的朋友瞿秋白，谈到《多余的话》，谈到丁玲纪念瞿秋白的著名的文章。张大姐记性好，记得丁玲文中说到的“不健全的社会”，还说“不健全”三个字令她印象深刻。后来，我问她有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她说，连瞿秋白都把说话当是“多余”的了，我一个小人物，怎么还会想到干这种多余的事呢！说罢大笑，格格格，格格格格……

阳江，是张大姐的第二故乡。她“下放”到这里时，正是生命绽放的盛期。人们喜欢称引龚自珍的诗，说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张大姐不待成为“落红”，便已委身于这片土地，化作“护花”的“春泥”了。在当地，她不算那种显赫的角色，除了文化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凡是认识她的人，我相信都会记住她，说到她，从心底里怀念她的。

2025年8月28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