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苗》文友合影，二排右一为张若曼。

《春苗》杂志。

《春苗晚翠》文集。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农村文化室干点杂事，出出宣传墙报，写写农村演唱剧本，因而有机会参加阳江县文化馆组织的“创作笔会”。其实，那时没有这种说法，而叫“阳江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创作学习班”，这样的通知得用钢板蜡纸刻写油印，提前一周时间去邮电局寄出。接到通知很是激动，时间一到，迫不及待地卷了蚊帐被铺，搭乘班车赶去报到。

阳江县文化馆设在县城解放路（即南恩路）129号电影院旁边，要走一条小巷道才能进入。但凡县里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时间一般是一周，拿出作品才算完成任务。那时文化馆条件所限，所有作者不可能住酒店宾馆，只能在文化馆的一楼铺上席子，挂起蚊帐，算是休息的地方。要是冬天，还得铺上稻草，才能保暖睡觉。吃饭则到文化馆附近的阳江大戏院饭堂，不分干部职工一律排队按额分饭，从来没有围餐。那时候，肚子问题还是大问题，午、晚各5两米饭虽属阔气，仍然塞不饱肚。

一天饭后，我正在加喝盐开水，一起端砵头吃饭的文化馆老张问我：“文仔，半斤米饭还吃不饱是吗？”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开饭的时候，饭堂的琼姐给我打了半斤米饭后再加了二两。我很是高兴，以为是文化馆加菜加饭了，忙端到小院子内的树下，大口大口吃起来。琼姐分完饭菜，走出厨房，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你这文仔呀，多吃了饭也不谢谢呀？”

我忙不迭地说：“谢谢琼姐！”

琼姐一脸认真，说，“谢我做乜？是老张特意留给你的！”琼姐告诉我，是老张说文仔来自农村，平时肚子没啥油水，来县城学习要让他多吃点。所以她每顿开了四两米饭，自己只吃二两，交代饭堂把余下的二两加在我的饭砵上。

这二两米饭，在现在的人看来，根本不值得一提。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根本体会不到饥饿窘态，根本不理解“到了六月无仔影”的祈盼，更不理解老张一个正常人，一餐少吃二两，是如何过日的。

老张就是张若曼老师，短发圆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个子不高，略显肥胖，斯斯文文的，待人和蔼可亲。

张若曼老师1925年出生于广西，14岁投身革命，17岁入党，是新四军某部文工团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省城某单位担任领导职务。遇上特殊时期，被下放到阳江县文化馆，大家管她叫老张。

来到阳江后，张若曼老师传承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把在部队文工团积累的文艺创作经验，带给阳江的业余作者，给予关爱和指导。

记得那年，我写了一首《前进，第三世界人民》的歌曲交给张若曼老师。张老师表扬了几句，接着让我试唱一下。她听了就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歌词是不是合乎韵律？曲谱是不是有点拗口？然后跟我说，写作别一下子贪大，应该写写身边的事，以小见大。歌词要精炼优美，曲谱要根据歌词结构、语言和意境进行谱写，高潮处理要奇峰突起，要给人振奋或者给人情感，引起共鸣……哦，我似懂非懂。

后来，张若曼老师平反了，还担任县文化局局长，直至1984年离休，仍然一如既往地呵护阳江文艺人才。

二两米饭之恩，我无以为报，只能向前辈学习，像张若曼老师那样去爱护作者。有一位作者拿了篇文章来求指导，我知道，从农村出城来，没有粮票吃不了饭，便带他回家吃饭，饭后用自行车载他去车站，路上，他难为情地透露出没钱乘车，我忙为他掏钱买车票。有的作者觉得修改作品已经尽力，要放弃，我就给予鼓励，不厌其烦地反复辅导。业余作者许练梅写短小说《红裙子》时，我让她在刻画人物和情节上反复琢磨，改出了眼泪也改出了特点，最后得以在《少年文艺》发表。现如今，许练梅在广东省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超过500篇，作品有温度接地气。还有许云月、赵晓婷、陈厚平、梁启振、黄远清等，皆创作成绩斐然。

在文化馆日常工作中，我把文艺创作当作重要日程安排，每年举办笔会，且将笔会形成常例制度；举办各类型“文学讲习班”，设置“明日作家”栏目，培养本地区作者，引导他们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写身边的故事，写身边的人物。36年来，当年“青少年文学讲习班”的学员创作了大批作品，在报刊发表，在舞台上演出；有的成长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获大奖；大批文学青年在不断成长！

■ 本专题图片由陈泽满提供，梁文栋翻拍

（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