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踏入红色纪念馆，展柜里锈迹斑斑的煤油灯总让我驻足凝视良久。恍惚间，那个被煤油灯照亮的故事，便在脑海中展开……

20世纪70年代，乡村还未通电，夜幕降临，我家堂屋的八仙桌上，总会并排放着两盏煤油灯。母亲戴着顶针，在灯下缝补衣裳，我和大哥趴在桌边写作业，小弟则用蜡笔在纸上涂抹他的“飞机大炮”。昏黄的光晕里，我们的影子在土墙上忽大忽小，脑袋常常不经意间碰在一起，手臂也不时相撞，我连工整的“1”字都歪成了斜杠。为这，我总闹着要单独用一盏灯，母亲却不同意，说一盏灯的亮度不够，怕我们近视。

为了摆脱干扰，我翻出空墨水瓶和汽水盖，用生锈的铁钉在盖子上敲出小孔，缠着祖母剪了段棉条当灯芯。当第一簇火苗从瓶口蹿起时，我兴奋得手舞足蹈，这可是我亲手做的“煤油灯”！可它的灯光太过微弱，哪怕窗缝漏进一丝微风，火苗便东倒西歪，忽明忽暗。就在我急得眼眶发烫时，祖父提着一盏造型奇特的灯走进来。

那是一盏马灯，约三十厘米高，漆面早已斑驳，分辨不出原本的颜色。顶部的铁丝提手微微弯曲，两条粗铁管从上下两端固定灯身，玻璃灯罩将火苗严严实实地护在中央。我忍不住笑出声：“这灯长得真像个丑八怪！”祖父却摸摸我的头，煤油灯的光晕在他眼角的皱纹里流淌：“可别小瞧它，这灯跟着英雄上过战场，经得住风，扛得住雨，肚里装着故事呢。”

在祖父缓缓的讲述中，时光倒流回十年前。村里来了个十多岁的知青小李，白衬衫总洗得发白，整日把自己关在大队部，像只受惊的小鹿。村支书看出他的孤单，挨家挨户动员年轻人陪他聊天。渐渐地，小李被乡亲们塞烤红薯时的热乎劲、拉家常时的爽朗笑声融化了，眼里有了光彩。因村里识字人少，他被推荐到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没想到这个城里来的孩子，竟把课堂变成了乐园——用树枝在泥地上画小鸡小猪和小狗，带着孩子们唱自编的歌谣，把枯燥的算术题编成有趣的故事。那年，他带的班级破天荒地被评为县里的优秀班集体。

去县城领奖时，颁奖的谭主任问他最想要什么奖品。小李毫不犹豫地说想要一盏马灯。谭主任问他理由，小李说乡间小路坑洼泥泞，又没有路灯，他晚上去家访很不方便。谭主任说手电筒不是更方便吗？小李却认为手电筒的电池太贵，马灯添点煤油就能亮整夜，更经用。就这样，小李得到了这盏旧马灯。后来他才知道，谭主任年轻时参加过革命，是战场上的英雄，而这盏马灯，曾跟随谭主任穿越枪林弹雨，沾过革命烈士的鲜血，是从硝烟里闯出来的“老兵”。

从那以后，暮色里总能看见小李提着马灯的身影。他用这盏灯照亮学生的作业本，为功课落后的孩子补课；用它为不识字的村民讲解报纸，让外面世界的消息在村里流传；用它护送迷路的孩子回家。这盏被小李视若珍宝的马灯，还曾救过小李的性命。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小李去学生家补完课，返程时经过独木桥。雨水冲刷下，木桥变得湿滑如镜，他脚下一滑，整个人坠入湍急的河流。生死关头，他拼尽全身力气将马灯抛上桥面。那盏亮着的马灯，在雨幕中如同一座灯塔穿透黑暗，指引村民们找到了在水中挣扎的小李，将他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小李的付出，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当公社把唯一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他时，他却红着眼眶摇头：“我不能要。”在谭主任的劝说下，他最终选择参军，去守卫祖国的边疆。临走前，他把马灯送给了祖父：“叔，这灯照亮过我，也该为村里继续发光了。”

此后，祖父把马灯挂在大队部的房梁上。每晚记账时，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灯罩，往灯座添煤油。火柴擦燃的瞬间，火苗“腾”地蹿起，照亮了账本上的数字，也照亮了围坐在一起聊天的村民们的笑脸。有时，祖父会“偷偷”把马灯提回家，让它陪伴我写作业。灯光下，祖父佝偻着背往灯座里添煤油的身影，与跳动的火苗一起，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如今，电灯早已驱散煤油灯的微光，那盏镌刻着岁月故事的老马灯，却随祖父的离去消失在时光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