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一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教学楼。

阳江一中旧图书馆。    陈碧 供图

作者给阳江一中学生赠书并签名。陈碧 供图

星期日。读了几页普鲁斯特，顿时想回到母校去，重寻往日时光。午后，大雨才过，天气晴好，即驱车前往。

七月的熏风吹送着花香，

祖国大地闪耀着阳光，

迈开大步走向生活，

条条大路为我们开放…… ①

学校迁了新址，校名已经改变。读书时，“阳江县第一中学”几个红漆大字镶嵌在悬空的铁架子上；而今县已改市，校名变成“第一中学实验学校”，题名镌在右首白瓷墙的上方。

站在大门前南望，宽阔的运动场建起了马路、楼宇、热闹的市街。记忆中，周围闪动着矫健的身影，洋溢着朝气，耳畔响起哨子声、跑步声、操练的口令声，击球声,各种喧哗声。待时间安静下来，已是课后。运动场边上有一处林子。晚饭后，我常常独自绕着跑道的边沿散步，夕照抹红林梢，晚霞透过细密的树隙闪烁，恰如套色木刻，绚丽极了。

过去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今加设了门岗，横站着一列铁马、栅栏，有点威严。跟门卫报告来意，并出示了证件之后，径直往里走。主校道方向不曾改变，穿过教学楼，一直通往宿舍顶端；但已不复是原来的沙泥路，而是很阔气的沥青路了。

大道两旁的红木门房子没有了。靠右的体育老师宿舍和体育室，已为葱茏的花木所覆盖；鸟雀飞鸣，偶尔落到地面啄食坠下的红果子。左边矗立着一座“科学馆”，原先是“地理园”，还有两个大教室：一个相当于小会议室，另一个是音乐室，放置着脚踏风琴之类，在这里上音乐课，集体歌咏，是文艺晚会排练的地方。从前经过大道，会偶尔听到从里面飘出来的歌声。

四座黄色两层教学大楼是学校的主体，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所建，呈凹字形排列。左右两竖，是平行对峙的两座，作学生课室；底下一横是连在一起的两座，由大道从中间切开，分别作物理、化学实验室和文科教研室。

语文教研室附设一个小图书室，摆放着一些新书，还有分卷出版的《辞海》。我的教室就在近旁，课余经常跑到这里翻阅，零碎的时间最适宜查看词条，其中的人物卷是我感兴趣的。在这里，我还曾主持过几次《新苗》编委会的会议。《新苗》是我刚上一中时建议语文组创办的文学墙报，编委会由各班级的语文科代表组成，稿件多从班上的“小作文”中选出，也有少数带文学创作性质的自由来稿。墙报大约每月一期，选稿抄稿乃至设计报头，全由我一个人包揽起来；完后，找来图钉把稿纸钉在一块大黑板上，再抬到大道旁的实验室走廊展出。每期出来，都有不少老师同学围观，给了我一种鼓舞，一种近乎陶醉的感觉。《新苗》的创办，是我后来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的最初尝试。

在凹字的凹陷处，坐落着由古老的庙宇改造而成的教务处。后来修葺了外墙，东侧设“作文榜”，西侧设“书法榜”。“书法”开榜时，首幅是我写的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此赋暴露秦始皇的荒淫奢靡，致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终至覆亡。结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文革”后常常为人们所引用。后来，还展出过两幅习作。一幅同样贴在榜首，是宋人王安石的《明妃曲》。诗中将昭君出塞的典故翻出了新意，特别是第一首的末尾:“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千年前能写出这样反民族主义的杰作，使我大为佩服。另一幅是清人龚自珍的《歌哭》，全诗是:“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东邻吊罢西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

作文榜曾经贴出我在全县作文比赛中获奖的一篇《新日历》，由教务处一位老师用楷书抄写。至今还记得开头的两段:“新日历，已经挂在墙壁上了。/新日历，带来了新的一年，带来了新的春天；它征象着新的开始，新的跃进。”那时食洋不化，喜欢欧化句子，喜欢倒装词句，把“象征”"写成“征象”便是。整篇作文是歌颂的、喜乐的、高调的。在当时，兴许调门越高越有机会获奖。

从平冈初中毕业出来，就在东侧的楼上上课，高二时搬到西楼。这时，我开始严重偏科，上课时偷看“课外书”，课后狂抄同学的数理化作业，语文作业干脆不做。到了期末，一个晚上被程禹忠老师找了去，对我说，你是科代表，不做作业是说不过去的。本来应当挨受严厉的批评，结果没有，他在近一个钟的谈话里始终微笑着，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回到班里去以后，一个学期的作业不到半天便完成了。

高一刚开学，教政治课的黄建楷老师要求同学预备两个笔记本，上课时放置桌面，以备检查。我反感于这种统一的做法，产生逆反心理，决定拒绝做笔记。上了七八节课以后，黄老师搞突然袭击，临时出了几道测验题。他大概想不到我会拿到班上的最高分，当堂公布出来，简直替我炫耀，脸上掩饰不住作为师长的欣悦。从此，他记住了我的座号，校内校外，每次见到都不叫我的名字，就叫25号。我俨然成了胜利者，一度沾沾自喜，殊不知，正是黄老师以一个教育者的襟怀包容了自己。而今，尊敬的老师已经走远，回想起来，不能不为当年的狂妄无礼而深感愧悔！

初中三年，正值“三面红旗”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及至高中，转向“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时，学校派驻了工作组，整顿领导层及教师队伍。据我所知，冯杰雄校长被整得很厉害，“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接连批斗，更是不堪其苦。作为学生，我也曾受到运动的冲击。高三时，我比同学多出一份作业，就是每周写“思想汇报”，检查错误思想，一直到临近毕业。

运动后期，工作组和学校领导都曾动员我投入高考。事实上，在遭受批判的那一刻起，我便已放弃这种打算了。除了上课，几乎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后来连“集体复习”也不参加。毕业试时，我在外语和数学卷子上写起作文来，算是交了白卷。

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在一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连当年的教学楼，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所有建筑，都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几座漂亮的白色大楼，分别以“明德”“凌志”等命名。我在宣传栏里浏览了一遍，内容多是规章守则、光荣榜单，其中老师同学都配有彩照；学生的分数赫然在目，罗列详细，还贴出高考喜报。没有发现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发明家、人文学者的图片及事迹，没有经典著作的介绍，没有关于人类历史及前沿科学的普及橱窗。

正对大门，是一尊青少年学生的白色石雕，过去是没有的。原先的图书馆，我最熟悉的地方改建成“校友楼”；几丈高的断崖砌起了阶梯，可以拾级而上。教务处，以及教务处旁边的榕树已然不见，为两棵新植的多气根的细叶榕所代替，浓荫蔽天。树的周边安设了一圈石凳，供人小憩。

我找不到图书馆，不知搬到了什么地方。馆内的藏书原本十分丰富，连古代的刻本也有；刊物很齐全，文学、历史、哲学、科普的都有，甚至订有边远省份的学术杂志。“文革”后，恐怕没有多少可以幸存下来的了，倘若真的如此，应当是一中最为惨重的损失。原教导主任梁永曦老师被打成“右派”以后，曾经做过图书管理员。馆里的上千张图书卡片，全是他用毛笔所写。我清楚地记得，那上面的小楷，每张一样的工整端丽，可以想见他的作风。接替他的是傅应钦老师，他曾把一块小黑板挂在医务室转角处，同学上课必经的地方，每天用粉笔抄写国内外要闻，让同学们关心时事。论职责，这是超出了他的工作范围的。

再往前走，从前的学校食堂不见了。那时，我们每天只能吃上两顿，吃的是“罾饭”，菜金每顿3分钱。我班有好几个同学连3分钱也出不起，用玻璃瓶子从家里带来食盐，拌一点五香粉以增食欲，也有带橄榄和萝卜干的。在同学中间，我算“中产”，挪用菜金买书以致“破产”是常有的事，因此也会向同学讨点盐，但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年轻啊！

大道上坡的尽头，依旧是一排宿舍，但已修建一新。乱哄哄的集体生活使我发烦，唯有深夜在路灯底下看书的时刻是安谧的，也是最惬意的。那时，我不喜欢纪律，总是想挣脱它的羁绊，享受一种属于自己的诗意和自由。这样的个人主义，受到抵制是必然的。但因此，也便有了某种违和感。而今重返故地，思忆过往，那生活中与己相违的一切，竟都变得亲切可怀念的了。

宿舍东侧原是一望农田，我们常常迎着晚风，穿过山间的黄土路，到农科所洗浴。此时，眼前已是偌大的运动场，棕红色的跑道十分耀眼。旁边种满树木，仰头看不见望瞭岭，转了一圈，仍然望不到，不免有些怅惘。当年，要是假日不曾回家，我会一个人抱了书本登上半山腰，找一棵大松树靠近坐下，静静地待上三两个钟；要是倦了，便站起身来向辽阔的天空递上一支歌子。

从运动场下来，便到了东山脚下。过去的东山，更多地保留了它的自然样态，近于荒野。树影斑驳，棘草丛生，一直蔓延下来，差点侵占了少人行走的道路。现在山脚下已经用矮石墙给围了起来，要绕道才能上去。据说山顶上建起一些亭子，镌刻着姚维幸老师撰写的联语。姚老师有古风，曾有诗赠我，还同别的老师一起到乡下看过我，那已经是毕业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东山低矮，土坡平缓，又临近图书馆，是读书的一个好去处。最后一个学期，我经常踏足这里；到了临近毕业离校的时分，心里不时浮出李白的诗句:“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而不胜眷恋。不想六十年后归来，果然头发全白。此刻，夕阳穿树，独立苍茫，只好空自追忆逝水年华了！

别了，一中！

注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歌曲：《毕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