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区文昌宫(1997年重建)。

阳东区东城丹山小学(丹载许氏宗祠),中共阳江县委旧址(1928—1929)。

市区中山公园民生阁,中共两阳特别支部旧址(1938)。

阳东区雅韶平岚村林良荣故居,中共阳江县委旧址(1940)。

阳春市春城蟠龙村,重修的中共阳春县委成立旧址。 龙敏 摄
3月的阳江,木棉花开了,挺拔向上,花开似火。
那一树树火焰般的红,不时地闯进人们的眼帘。市区南恩路的旧街巷口,北山公园的石阶旁,学校、路边,甚至不起眼的村口,总有那么几株木棉,枝头缀满碗大的红花,像无数支高举的火炬,烧红了半边天,为城市注入生机和活力。
岭南人叫它“英雄花”。清人陈恭尹说它“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可在阳江人心里,这“英雄”二字,不只是花的姿态,更是那些把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今年3月是中共阳江县党组织成立100周年。连日来,趁着木棉正红,记者踏上了走访之路,去寻找100年前那个春天播下的火种。
■ 文/阳江日报记者 刘再扬
文昌宫
革命灯火 点亮两阳
阳光透过木棉花树的缝隙,在斑驳的老墙上投下跳动的光影。走进市区南恩路县前市11号的文昌宫(1997年重建),看墙上挂着的原文昌宫照片和敖昌骙、谭作舟等革命烈士照片及事迹展示,时光似乎倒流回100年前。
20世纪初期,由于地主豪绅的极重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地方官吏的苛勒,土匪的掠夺,再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致使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农民辍耕,工商凋零,经济衰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当时一个阳江皮箱行的师傅,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挣四块钱。酒楼的后生,天不亮站到半夜,一个月才两块钱。还得挨打受骂,生病死了连副棺材都没有。
“五四”之后,阳江进步青年中间出现了一股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的热潮。在广州求学的阳江籍学生敖昌骙、谭作舟、陈必灿和吴铎民等,阳春籍学生严中孚等,积极参加广州地区的革命活动,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成立“两阳革命青年社”。其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敖昌骙、谭作舟、陈必灿和吴铎民等人,先后被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和南路特委派回两阳开展革命活动。
革命烈士谭作舟的亲侄子谭中武老人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退休后多次应邀在广州和阳江为中小学校学生讲述这段革命故事。他指着旧文昌宫照片说,别看文昌宫不大,共产党在阳江的根,就是从这儿扎下去的。
敖昌骙、谭作舟、吴铎民等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阳江通过国民党政府开展青年学生、工人、农民运动。这些共产党人满腔热情,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开展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动一大批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参与工运、农运和青运活动。在几个月的革命活动中,阳江的共产党员发展到十多人。“为了更好地领导阳江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在阳江建立中共组织。随着党员数量不断增加,成立党组织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谭中武说。
1926年的春天,也是木棉花开的时节。那年3月初的一个深夜,文昌宫的煤油灯亮到很晚。没有鞭炮,没有掌声,只有压低声音的誓言。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共阳江县支部秘密成立了,敖昌骙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阳江有了共产党组织,敖昌骙搞工人运动,组织成立工人纠察队。谭作舟、敖华衮、吴铎民等搞农民运动,欧赤搞青年运动,阳春籍罗清扬在阳江县立中学组织青年学生进行军训。吴铎民、何毅在阳江成立农运特派处,谭作舟任阳江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在雅韶成立阳江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吴铎民被派到阳春,与从广州读书回乡的阳春籍青年廖绍琏一起搞农运。
“谭作舟是我三伯父,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学员。”谭中武说,那段时间,这些年轻人白天穿着粗布衫,去码头帮工人扛货,到田头帮农民插秧;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给穷苦人讲“为什么我们吃不饱饭”“怎样才能挺直腰杆做人”。
之后,阳江的理发工会、酒米工会、民船工会、铁器工会……一个个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工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抱成团,土豪就不敢随便打骂了。1926年5月1日,阳江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工人们扛着红旗走上街头,“我们要吃饭”喊出了千百年来的第一声怒吼。
谭作舟等人到农村,在田埂上教农民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开展减租活动。“农会给咱们减租,自卫队给咱们看家护院。”农民的眼睛都亮了。到了那年秋天,全县区乡农会发展到80多个,会员12000多人,农民自卫军扛起了800条枪。
1926年10月10日,举行农工商学联合大会,阳江城万人空巷。工人七百、农民六百,扛着枪,举着红旗,浩浩荡荡走过南恩路。红旗漫卷,如烈火燎原。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躲在门缝后瑟瑟发抖。
北山烈士陵园
铁窗诗稿 红色遗书
临近清明,北山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拾级而上,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矗立眼前。碑后,安放着120多位革命烈士的骨灰盒。
纪念碑最醒目的位置,刻着敖昌骙和谭作舟的名字。
1927年,正当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之时,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凌晨,鼍城还在沉睡,突然枪托砸门声撕破了夜的宁静。国民党反动派在阳江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敖昌骙、谭作舟、陈必灿、黄贞恒等被捕。严中孚在广州,吴铎民在阳春,先后身陷囹圄。
无论是在阳江关押,还是在广州南石头监狱,铁窗之内,是人间地狱。皮鞭、老虎凳、辣椒水,面对敌人酷刑,这批革命者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敖昌骙在阴暗的牢房里,用手指蘸着血水,在墙上写下诗句:“白色呈恐怖,珠江激怒鸣;英魂长不灭,夜夜绕羊城。”他知道自己看不到黎明,但他相信,黎明终将到来。
谭作舟在一短裤上写遗书给五弟谭作楫:“弟弟,我今为革命死矣,死得其所,望弟继吾志愿。”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信仰的淡然坚守。
1928年9月5日,广州红花岗。敖昌骙、谭作舟、陈必灿、黄贞恒、吴铎民、谭启沃、王德符、梁本荣、关崇懋、陈鸿业、冯尚廷、梁济亨、敖华日、梁洸亨、梁泮亨、罗济奇16位阳江儿女,高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枪声响起,鲜血浸润了南国的土地。张乐华被判无期徒刑,后病死于狱中。这17人被称为大革命时期“阳江十七烈士”。
陈必灿烈士临刑前写在衣襟上的绝笔,至今读来令人动容:“生适乱世,睹民生之涂炭,社会之不良……是以投身党国,参加革命,冀幸救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于衽席之上,而不负十余年之所学……先天下之忧而忧,且为谋多数人之幸福而死……虽死实为不死。”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走出陵园,门口那株木棉开得正盛。一阵风过,几朵红花“啪”地落在脚边。捡起来看,花瓣厚实,颜色依然鲜艳,没有一丝萎靡。
这就是英雄花——花不掉瓣,整朵整朵地坠落,落在地上还是完整的一朵,像那年慷慨赴死的壮士。
中山公园民生阁
曲折艰难 斗志不息
大革命失败后,阳江陷入白色恐怖。面对残酷局面,阳江党组织并未屈服。
1927年11月,阳江籍共产党员冯宝铭、许高爵等联络失去联系的党员,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中共阳江县委,许高爵任书记,全县党员10多人,县委以丹载村为据点,在福民医院等建立秘密联络点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4月,县委改选,全县建立4个基层党支部,至8月党员人数发展到40名。同年秋到192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大肆搜捕,党组织再度遭到严重破坏,1929年7月与省委失去联系后,活动被迫停止。
抗战的号角吹响后,阳江党组织迎来重建契机。1937年10月,中共广州外县工委派王传舆等到阳江恢复党组织,领导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社阳江分社等抗日团体,以读报、演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培养进步力量。1938年7月,中共阳江特别支部在濂溪小学成立,11月中共两阳特别支部成立,王传舆均任书记,机关均设在中山公园民生阁。
1939年3月,王传舆身份暴露后调离阳江,党组织机关转移至秘密据点上元春林元熙家,同时成立中共两阳工委,张靖宇任书记。4月,两阳工委在江城模范小学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此后党员人数从1938年底的19人发展到1939年底的90余人。1940年3月,面对国民党反共高潮,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撤销两阳工委,成立中共阳江县委和中共阳春分委,中共阳江县委机关从江城上元春迁至雅韶平岚村林良荣家,要求党员以商人、教师等身份隐蔽活动,在农村积蓄力量。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阳江革命斗争再度陷入低潮。1945年2月,中共中区特委成员周天行到阳江,组织成立中共江城支部,随后在学生和工人中组建“解放军之友社”,动员群众支持武装斗争。同年5月两阳工委成立,7月成立江城支委干部会,11月成立江城镇委,领导学生组建“南天音乐社”等团体,推动造船工人罢工,壮大革命力量。1946年夏天,中共大埔旅江临时支部在国民党阳江县政府内秘密成立,成员利用合法身份获取情报,保护革命同志,为斗争作出贡献。
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后,两阳武装工作委员会成立,领导群众开展反“三征”和减租减息斗争,建立山区游击据点。1947年9月,李信任中共两阳特派员,统一领导两阳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建立“彭湃队”“雪枫队”。1948年3月,两队分别扩编为漠南、漠东独立大队,指战员从几十人增至200多人。同年2月中共江城区委成立,4月江城中心区委成立,党组织和武装队伍不断扩大,建立均祥店、广源店等地下交通站,以及埠场丹龙等农村游击根据地。
1949年2月,也是早春时节,阳西塘口梅花地的木棉树刚冒花苞。木棉树下,中共阳江县委、广东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第八团、阳江县人民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姚立尹为县长。同月,成立中共恩阳台县工委,4月成立恩阳台独立大队。各个游击区互相配合,粉碎国民党广东当局在阳江的第一、第二期“清剿”。
1949年10月,南下大军在阳江党组织、人民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刘安琪兵团等4万余人,取得阳江围歼战胜利。
阳春县委成立旧址
血火考验 发展壮大
在阳春市春城蟠龙村,不久前完成修缮的中共阳春县委成立旧址旁,木棉花正开。阳春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耀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与战火硝烟中,阳春县党组织扎根农村,隐蔽精干,走出了一条艰苦卓绝的发展之路。
1937年10月,中共广州市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出章沛、叶镜澄到阳春,两人持广东省抗敌后援会的介绍信,来到国民党阳春县党部,就任阳春县抗敌后援会干事,掩护开展工作。
10月16日,章沛、叶镜澄、刘文昭三人成立中共阳春小组(简称“阳春党小组”),章沛为组长。
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阳春组建青年群分社,发展地下党组织,组织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
从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开始,阳春的革命火种便悄然点燃。1938年8月,黄云在阳春春城北门城楼宣誓入党,成为党在阳春发展的第一位中共党员。这一标志性事件,拉开了阳春党组织建设的序幕。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活动严加打压,党组织只能在秘密状态下发展。
面对严峻形势,党组织迅速调整策略,贯彻“扎根农村”的方针。1939年至1940年,中共两阳工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一战略转移至关重要,党员们深入乡村,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先农乡、金堡乡等地建立据点。1940年3月,也是木棉花开之时,中共先农乡支部成立,这是阳春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标志着党组织在农村扎下根来。同月,中共阳春分委成立,机关设在屯堡小学,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县党组织的领导。
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的背景下,阳春党组织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员们巧妙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郑宏璋发挥土木专长设计门楼和校舍,借建校之名掩护党的活动;关永以泥水匠身份往来两阳城乡,负责两阳特派员与阳春分委之间的通信工作。党组织还创办“大众药物供应所”,郑宏璋发挥懂中医专长,以免费为群众看病为掩护开展革命斗争。
尽管环境险恶,阳春党组织仍不断壮大。到1941年,全县党员已发展至60多人。1942年7月,中区特委审查认为“阳春党组织是比较好的,领导机关是可靠的”,充分肯定了其纯洁性与战斗力。即便在1948年国民党重点“扫荡”时期,先农乡党支部仍坚持活动,党员家属虽遭迫害(如郑宏璋家被拆、邓泰升家属被捕),但革命意志毫不动摇。
1941年,党组织筹备成立抗日人民武装队伍。1945年春,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向西发展,挺进到阳春开辟新游击区。3月18日,木棉花正开,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六团在阳春先农乡成立,黄云被任命为团长,这支两阳人民子弟兵开辟了不少游击区。1948年12月,粤中区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阳春县人民民主政府在蟠龙成立,接着在漠阳江牛暗埗等地设立税站,打击土匪,保护商旅,为革命筹集经费。
张耀说,新中国成立前的阳春党组织,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为阳春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手记
英雄花下的新阳江
3月的木棉,红得耀眼,一如百年前年轻革命者的热血。传说中,黎族英雄吉贝化作木棉,鲜血染红花朵。而在阳江,敖昌骙、谭作舟、陈必灿,以及众多无名游击队员、交通员、堡垒户,何尝不是长眠于木棉树下的“吉贝”?
1926年,革命者在文昌宫点燃星火,许下“谋多数人之幸福而死”的誓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捡起一朵落花——花瓣依然厚实,花蕊依然鲜红——恍然间明白,英雄的故事从未褪色,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年年绽放。
看今日阳江,广湛高铁、江湛铁路两条巨龙穿城而过,海疆边城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春砂仁、荔枝、海鲜夕发朝至,从田间到舌尖,山海与远方紧紧相连。英雄们用生命换来的,不就是这寻常而温暖的烟火气吗?
更令人振奋的是,阳江正从交通末梢迈向开放前沿。亿吨大港崛起,万吨巨轮驶向深蓝,续写海上丝路新篇章;海上风电从无到有,叶片迎风转动,为湾区输送澎湃绿电;先进合金材料产业集群异军突起,产值突破千亿。“绿能之都,海丝名城”——这八个字,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乡村振兴画卷,正在漠阳大地徐徐展开。当年的游击区梅花地、表竹、蟠龙和先农等,如今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网红打卡地。红色遗址旁,农产品走出大山,民宿开始发展,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口袋里的殷实、家门口的便捷,不正是先烈们追寻的“多数人之幸福”吗?
木棉花的花语是:珍惜眼前的幸福,珍惜身边的人。这大概是先烈最想对后人说的话。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日常。敖昌骙在狱中写下“英魂长不灭,夜夜绕羊城”,若能看到今日阳江之巨变,当含笑九泉。
从文昌宫的煤油灯到高铁站的璀璨灯火,从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线到联通世界的高速路网——阳江人用百年奋斗,让英雄花年年开得火红、热烈、生生不息。
抬头望去,满树红花在春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对人点头。英雄花又开了。这盛世,如革命先辈所愿;这木棉,永不褪色。
(本专题素材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阳江县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阳春县历史(第一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再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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