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辉

胡先毓

黄文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阳江走出了十多位投身国防科技的研究人员。“七一”前夕，经多方探寻，我们找到了其中三位居住在外地的老人——冯绍辉、胡先毓、黄文治。采访时，我们谈到广西桂林灌阳县“扁担女孩”的事迹，黄文治老人笑着调侃：“当年我们也算得上是‘扁担男孩’。”这一话题，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老人们尘封的内心世界，整个采访过程顺利且详尽。一张茶几，几杯清茶，大半个世纪的励志故事，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 文字/阳江日报记者 梁小可  黄仁兴  李柳枝

■ 图片/黄垚森    受访者家属提供

漫漫求学路  拳拳赤子心

冯绍辉、胡先毓、黄文治三人是广东两阳中学校友，冯绍辉、胡先毓同为1955届，黄文治是1956届的。他们先后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学有所成后，长期隐姓埋名参与铸造国之重器，为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

在三位耄耋老人的记忆里，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庭条件艰苦，求学之路充满艰辛。他们如悬崖峭壁上的松树，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优异的成绩，一路从小学走进高等学府，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1943年，6岁的胡先毓被送进族里的“始达学堂”（初小）读书，这里是免收学费的。他的父亲是个贫苦的“挑担工”，深知农村人唯有读书才有出路。读完初小，胡先毓考入程村镇中心小学读高小。学校规定，考第一名可免交学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发奋苦读，每个学期都斩获第一名。1949年秋天，胡先毓小学毕业，考入省立两阳中学初中部。然而，家里无力承担学费，父亲只好四处借钱供他上学。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两阳中学高中部。父亲仅给了他5角钱作车费，便再无余力。在外婆家的支持下，胡先毓勉强读完高一上学期。下学期，他向学校申请免交学费，得到时任校长黄懋庠的批准，才坚持把书读下去。在胡先毓的记忆中，有两个刻度最深。一个是“饥饿刻度”：小学五年，他每日空腹走十里山路，胃袋与书包同样干瘪。直到高中获得每月4元助学金，他才吃上人生第一顿饱饭。一个是“苦读刻度”：高中期间，那张因总考第一被贴在墙上的数学卷，边角已磨出毛边——那是他向命运突围的捷报。高考填报志愿时，考虑到北方寒冷，家里没钱买御寒衣物，胡先毓不敢填报长江以北的学校。

1955年，胡先毓考入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上学的费用又让家人发愁。他回母校转团组织关系时，向黄懋庠辞行并请求帮助。黄懋庠当即给县文教科科长打电话，科长批了5元去广州的路费。按黄懋庠的叮嘱，到广州后，他找省高考招生委员会申请到了从广州到武昌的路费。在大学，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申请免除学杂费，还获得每月3元的伙食补助。他格外珍惜学习机会，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报效祖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没钱买车票，胡先毓大学期间从未回过阳江的家。

冯绍辉今年恰逢90岁，求学往事仍历历在目。他老家在合山圩。在合山小学读书时，他经常第一个到校，每次考试都力争第一。1947年，他到阳江县立中学读初中。读完初三上学期，他跳级考入省立两阳中学。由于没学过初三下学期的知识，且英语基础薄弱，刚上高中他就拼命学习，努力跟上教学进度。1949年，因时局动荡，学校停课，他只好步行回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工作，加入合山区征粮队伍，后被分配到小学任教。

当了三年教员，冯绍辉深感科技更能实现报国之志，渴望复学。于是，他给县文教科写了复学申请书，得到批复同意。1953年春节后，18岁的冯绍辉重返两阳中学读书，带着如饥似渴的心情投入学习。经过努力，他的成绩从落后赶到了前列。由于家庭贫困，无力供他读书，恰逢学校设立助学金，他凭借良好表现申请到甲等助学金，基本能满足生活和学习需求。1955年7月，靠着母亲变卖东西，冯绍辉才凑齐前往江门参加高考的路费。高考后，他前往广州投靠打零工的四叔等待放榜，最终接到华中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随后，他到华中工学院驻广州办事处办理手续，拿到免费的广州至武汉火车票。

大学时，冯绍辉学的是热能动力装置专业，课程多达四十门。口袋没钱一直困扰着他，他一度靠向同学借钱度日，冬天买不起足够的御寒衣物，身上长了冻疮。大三之后，他辗转武汉锅炉厂、武汉青山热电厂、湖北黄石发电厂等多家工厂实习，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快成长为技术骨干。

提起少年时的求学经历，今年87岁的黄文治老人感慨万千。他是新洲人，上初中后，父母便不再管他。回校第一天，他独自挑着行李，行走10多公里的山路，才来到大沟中学报到。“上学需要‘担米’交伙食，那时桥路不通，我每个月都要回家担一次米，赤着脚走路，十分艰辛。”他回忆道。在大沟中学读完初中后，他考入两阳中学高中部。回校时，他依然独自前行，步伐孤独却坚定。那时，他也没鞋穿，平时放假除了国庆节，基本不曾回家。

1956年，黄文治参加高考，考入华中工学院。回校那天，父母没有送他。第一次出远门，他凭着一根山里人的扁担，挑着从四婆处得来的木箱子，早上5点多钟就从新洲镇龙潭村出发了。赤脚少年肩挑木箱走向阳江城，沙湾水库旁那碗二分钱冒着热气的稀粥，成了他一生最奢侈的早餐。箱中除了一身补丁衣，还有几本学习资料。傍晚6点多钟到阳江城后，他在客运站乘坐班车去广州。第二天一早，再从广州坐火车去武汉。火车速度很慢，沿途各站都要停靠，经过两天一夜才到达武汉。

在大学安顿好后，面对陌生的环境，黄文治一度感到焦虑。最让他难以适应的是语言不通，他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学习很吃力。从小学到高中，老师几乎都用阳江话授课，作为土生土长的阳江人，普通话成了他的短板。而大学老师讲课带有湖南、江西等地的口音，更让他难以理解。另一个难题是外语，他高中学的是英语，到了大学却要学俄语，得从零基础学起，难度极大。但他通过加倍努力，成功突破了瓶颈，学习成绩一路攀升。

潜心搞科研  甘为螺丝钉

2025年4月24日，在第十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次日1时17分，神舟二十号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会师。4月30日，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安全着陆，3名航天员健康状况良好……

坐在电视机前，冯绍辉、胡先毓、黄文治看到这一幕幕画面，心潮澎湃。他们大学毕业后都在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面对外界的赞誉，三位老人谦逊且低调。黄文治反复说：“自己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和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一样，做了一生无怨无悔的事。”

1960年3月，国防部从应届毕业生中选调一批人从事国防科研工作，胡先毓成为首批被选中的学生。乘火车抵京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某研究院，该研究院的领军人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胡先毓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从未对外透露过工作上的任何事情。他的弟弟胡先忭说：“当时，家里人只知道他在部队里，但具体做什么工作、如何工作，我们一概不知。”

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举国欢庆。这开创了我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家人怎么也想不到，胡先毓竟然参与了这颗卫星的研制和测试。

到工作单位后，胡先毓负责开展地面设备的测试工作。1960年6月，有一批地面测试设备要安排到上海生产，胡先毓的任务是测试某电气元件特性的测试仪。这是一款技术指标很高的精密测试仪器，难度极大，且没有对口专业的技术人员，组长将任务交给了胡先毓。由于与所学专业不符，他倍感压力，但始终迎难而上。为了完成任务，他吃住在工厂，虚心向师傅请教，刻苦钻研，最终测试仪达到了任务书的技术指标。

工作之余，胡先毓一心扑在学习上。外语是科研工作的重要工具，他找出大学的俄文讲义复习，并购买了一本俄汉技术词典，不断提高俄文阅读水平。他还主动学习英语和日语。在研究室举行的一次外语翻译能力考试中，胡先毓选考俄文，成为机械类考试人员中唯一获得5分满分的人。

1961年，国防科委在人民大会堂中央会议大厅举行大会，阐明发展导弹事业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胡先毓备受鼓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科研工作中。随着导弹研制工作加速推进，技术指标不断提高。有一项新电气元件的性能测试任务，下发到胡先毓所在的工程组。胡先毓与课题组长分工合作，最终按计划圆满完成任务。该测试仪满足了后续两个型号的要求，应用于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导弹的型号中。197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担任所在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冯绍辉于1960年春提前毕业，也分配到这个研究院，与胡先毓在不同的分院。他负责导弹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当时，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并带走了资料和图纸，给我国的科研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为了更好地整理和收集资料，冯绍辉边工作边学习英语，年底时，他已记熟了五六千个单词。不久后，他就能不借助字典阅读英文科技报告和杂志等。1961年5月，冯绍辉完成第一本英语译丛《传热与冷却》。他还系统地学习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等多个语种。

由于所从事工作与大学专业不符，冯绍辉初时对导弹、火箭等高新技术一窍不通。他主动参加各种专题培训，努力补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理论力学）等基础课，并找来专家教授编写的教材自学。谈到这段经历，他说：“整个60年代我都在忙于学习，每天重复着办公区（含图书馆）、宿舍、饭堂这三点一线的生活，连大院播放的免费电影都没时间去看。”1962年、1965年，他分别完成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国防科技研究所的高度关注。1972年夏，冯绍辉调整了工作岗位。他参与的多个国防项目研制成功，并获得国家发明奖和航天部、国防科委的奖项。这种忘我的学习和工作，让他获得了难以言喻的精神享受。

黄文治比冯绍辉、胡先毓低一届，于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另一个研究院。黄文治学的是无线电控制专业，他的工作岗位是负责外部控制，管控卫星发射的轨道、高度、方向等。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时，他与所属团队成员通过无线电控制卫星的飞行，确保发射成功并使其遨游太空。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黄文治曾参观过这艘核潜艇，潜艇上的通信、计算机、导航等设备就是他所在单位研制的。他经常参加潜艇的长波实验，也参加过“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主持开展的潜艇综合试验。一般来说，实验时间都很长。有一次，他早上七八点钟出海，下午四五点钟才上岸。大家在海里待久了，上岸后什么都不想吃，有些人只拿两个苹果就离开了。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且需要保密，黄文治怕家人担心，从不与家人提及这方面的事情。

黄文治说：“一项研究成果的取得，往往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搞一个工程规模庞大，有时参与的技术人员就有三四千人，大家分工明确。当时，他还年轻，有任务总是抢着干，从不计较名利。回想起那段日子，他认为自己出了力，没有偷过懒，但谈不上大的贡献，只是一颗螺丝钉。

桑梓情意切  归来仍少年

万亩桃树春发，

白花粉花红花，

蔽日微雨飘洒。

恰似岭南，

耄耋老人思家。

这首名为《天净沙·想家》的曲子，是冯绍辉所作。2016年4月29日，他在北京平谷欣赏桃花时，触景生情，涌起了对家乡阳江的思念，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一曲。

在外地求学、工作几十年，无论多忙多累，冯绍辉、胡先毓、黄文治三人始终深深眷恋着故土，默默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

参加工作后，胡先毓有了收入，首先想到的是扶持远在老家的弟妹。1960年4月，他领到第一笔工资42元，用15元买了当月的饭菜票，给父亲寄了10元，给正在读初三的五弟胡先忭寄了8元，剩下的钱买了一件绒衣和一条棉毛裤，这是当时的急需品。胡先忭动情地说，全靠二哥每月给他寄的10至15元钱，他才顺利读完高中。

早些年，退休后的胡先毓收到从家乡寄来的《阳江侨报》，每一期都仔细阅读，从中了解阳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对家乡的重大项目建设十分关注。后来，他时常通过网络关注家乡的新闻，还主动分享到家族微信群里。作为长辈，胡先毓经常教育和勉励子侄后辈，要树立远大理想，认真学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

胡先毓最近一次返乡是2016年。他除了参加祭祖和探访亲朋好友，还到阳江各地走一走、看一看。看到家乡程村镇的面貌焕然一新，他十分高兴，衷心希望家乡越来越好。见到乡亲时，他用阳江话与他们打招呼，交谈时偶尔会掺杂一点普通话。离开家乡几十年，乡音乡貌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1996年8月，冯绍辉正式退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科研一线。但他仍然坚持学习新技术，并常常给年轻人提科研建议，他说：“要活到老，学到老。”

2018年12月，冯绍辉与老伴、女儿回到阔别多年的阳江，直奔阳东区合山圩。看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冯绍辉异常激动，童年的往事历历在目。期间，他特地去看看儿时家里的老店铺。走过紧挨老店铺的巷道，他不禁想起，当时天不亮就举着旱竹火把去学校的往事。

午后的阳光洒在老店铺的墙面上，暗绿的苔痕在光影里浮动，像凝固了百年的呼吸。此情此景，让冯绍辉突然心头一酸，潸然泪下，瞬间模糊了双眼。他抚摸墙苔的手颤抖着。那一刻，饿着肚子举火把上学的少年、熬夜翻译技术文献的青年、白发苍苍的老人——三重身影在斑驳砖墙上重叠。泪光中他喃喃道：“奶奶，我没给冯家丢人…… ”他多想告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叔叔婶婶们，他没有高官厚禄，没有做出惊天动地、饮誉四方的伟绩，只是新中国航天战线上的普通一兵。但是，他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与托付，没有辜负乡亲的期许，在捍卫国家利益、增强新中国军事力量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大半辈子。

冯绍辉十分关心祖国建设，始终关注科学事业发展，对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研发应用提一些个人的建议，并教育年轻人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实干兴邦的传统美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拼搏。他希望阳江抓好教育，多出人才，为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贡献漠阳人的力量。

2024年底，黄文治回了一趟老家，看到祖屋已破旧不堪，便请人整修了一番。他伤感地说，自父母去世后，老家就没什么亲人在了。他的妹妹嫁到阳江城，经常与他聊天，让他感受到浓浓的亲情。这次回乡，他感触最深的是道路交通明显改善，人们出行十分便捷，不再像他小时候那样艰难。

黄文治对家乡的景物印象最深的，是夏天花朵盛开的凤凰树和果子成熟的荔枝树。他上小学、初中和高中时，校园里都种有凤凰树，绚烂盛放的凤凰花映红了他大半程求学之路。当时，新洲镇最多的果树就是荔枝树。他家祖上传下几个小果园，每户都分到一两棵荔枝树。小时候，一到夏天，他都能吃到清甜的荔枝。

黄文治特别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说，他读书时，成绩好的学生都选择读理工科。但是，他发现，近几年不少学生可能考虑到今后的就业问题，更倾向于读艺术类专业及文科类，学理工科的学生相对没以前那么多。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强，离不开科技工业，需要优秀理工类人才。文科和艺术类专业固然重要，但理工科专业更为关键。如果工业发展上不去，一切都是空谈。他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歼-8才出现，现在歼-35都出来了，这得益于军工事业的发展。”

“我们那一代人，大都把自己当作祖国建设的一颗螺丝钉，从不计较名利、报酬，做人很实在，更不会偷懒。大家都很自觉地为国家作贡献。”作为一名老党员，他也这样身体力行，经常与年轻人探讨无线电等技术，不遗余力地传授自己的经验。

近三年来，阳江附近海域成功完成了三次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听闻这个消息，黄文治深感欣慰，他早年在家乡发射火箭的愿望，正由新一代“扁担少年”实现了。他说，阳江具备了海上卫星发射的优势条件，希望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谋划航空航天相关产业，立足优越的资源禀赋，开发“航天+”应用场景，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家乡人民。

从肩挑扁担跋涉山野，到遨游星辰大海；从饿着肚子刻苦学习，到隐姓埋名锻造国之重器。三位老人殊途同归的人生轨迹印证：最深沉的力量，永远诞生于“集体”与“使命”的共振。当昔日的阳江少年再次仰望海上发射的烈焰，那光芒中跃动着无数个灵魂的底色——虽为螺钉，可镇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