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再扬

近日在异乡与几位同村乡亲茶叙，说起旧事，他们不约而同地提起父亲那满阁楼的藏书。大家说，你父亲是村里头一个读书人。这话我自幼便听，如今才真正懂得其中的分量——父亲从城里带回的，不只是远方的见识，还有整整一阁楼的书，是足以照亮一代人眼睛的光。

乡亲们的赞许，像晚风里飘散的槐香，久久萦绕在耳畔。那时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只在春节回家一趟。他买来的书几乎都是1965年以前出版的，有些还是繁体字，放在家里的阁楼上。有一回，父亲费了好大力气把书一摞摞搬下来，在庭院里晾晒，引得好些乡亲围过来翻阅。书的种类真不少，有中外小说、中外诗歌、文学创作知识、作品赏析，还有医学和科普书籍，包括实用的《战地急救知识》《蛇伤急救知识》，以及一本《怎样拉好二胡》。来翻书的乡亲啧啧称赞，眼里满是羡慕。

阁楼在阳江叫木阵，贴近屋顶，要爬上去，得搭一架木梯。三年级那年，我第一次偷偷爬了上去。翻开书堆的刹那，一股书与油墨混杂的气息扑面而来。阳光从天窗斜斜洒落，光柱里浮动着细碎的尘埃，像无数微小的星子。

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父亲的字，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着：“1956年10月，购于广州”“1958年秋，购于上海福州路”“1962年冬，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我最先翻开的是《十万个为什么》，封面上一个少年举着放大镜，像在召唤我。后来读《西游记》，繁体字的竖排版，我半猜半认，看孙悟空大闹天宫，竟忘了时辰，脚麻了想挪一步，“咚”地从梯子上摔下来，屁股疼得直咧嘴，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本书。

有一年暑假，我在阁楼上读《林海雪原》，看到杨子荣打虎上山，越看越入迷，困了便趴在书堆旁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家里那只黄狸小猫正蜷在胳膊旁，睡得比我还香。

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书比过年的猪肉还稀罕。父亲的书，成了我的秘密宝库。读《唐诗宋词》，对着“床前明月光”发呆，猜想李白见过的月亮，是不是和我头顶上这一轮同样圆；读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好奇遥远的外国究竟是什么模样，人名为什么那么长。我还读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西线无战事》《青年近卫军》《上饶集中营》……那些医学书，我看不懂药方，却记住了人身上有206块骨头，记下了一些草药的名字。

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谈文学的书。一本讲现实主义创作的小册子，让我第一次知道“文学要写真实的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西去列车的窗口》里的诗句，让我仿佛看见一群年轻人坐在火车上，唱着歌奔向远方；翻开苏联的《列宁山》，我跟着书里的简谱轻轻哼唱，虽然从未去过莫斯科，却好像真的站在那座山上看日出；德国诗人海涅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我一个字一个字抄在笔记本上，字里行间仿佛飘着花香；还有美国诗人西密克的《芝加哥》，粗犷的诗句里，似乎能听见远方城市的汽笛声。已经不记得是哪位诗人写到伊拉克蜜枣，我竟能想象出它甜腻的味道。

那些书像一块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把我小小的脑袋填得满满当当。我开始在学校墙报上写稿子，写村里的春耕，写老支书带领乡亲们修水利、夺丰收的故事，写我在书里看到的世界。后来，我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有次去外地采访，在一个旧书摊前，看见一本和父亲那本一模一样的《十万个为什么》，蓝灰色的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毛。我蹲在地上翻了好久，看到“光在水里为什么会折射”，便想起阁楼上的阳光，想起那只黄狸猫，想起父亲写在扉页上的字。

如今，父亲已年过九旬，还常常看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只是阁楼上的那些书，由于多次搬家，大多不知散落到了哪里。但我知道，在那个“书比黄金贵”的年代，那些书是极为稀缺的文化资源。它们不只是纸张与墨迹的集合，更是童年认知世界的一扇窗，让我先于大多数同龄人望见了远方的风景，给了我丰盈的知识滋养。那些书对我来说，早已超越“课外阅读”的范畴。它们塑造了我对语言和叙事的敏感，培育了我对历史、社会与人性的深层兴趣，也在无形中奠定了作为新闻记者所需的观察力与共情力。

凤凰花又开了。我又想起那些书里的故事，想起它们陪我走过的路。而阁楼上的那束光，会一直亮着，照亮我，也照亮后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