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计会

阳江是古高凉的核心区域，亦是俚人聚居密集的地区。自秦始皇派屠睢、赵佗率五十万大军征岭南后，高凉这片土地便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汉代至南北朝时期，随着区域的进一步开发，郡县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民族的大融合，中原王朝对南疆边陲的治理进入更有效的阶段。高凉的道路交通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本文拟就此探讨高凉时期阳江交通的发展状况。

漠阳江石觉头河段    陈计会 摄

建制奠基：水路主导的交通格局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四月，汉武帝平定南越吕嘉叛乱，以其地设立九郡，其一为合浦郡。“县五：徐闻；高凉；合浦，莽曰恒亭；临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郁……莽曰大允；朱卢，都尉治。”（《汉书》卷28下·地理志8）治所在今阳江市北大八镇古城村。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为高凉郡治。当时的高凉县（高凉郡）境包括现阳江市、茂名市全境、湛江市的吴川市、江门市的恩平市部分，以及云浮市罗定市部分地区。

整个辖区背山面海，丘陵广布，内有几条独立入海的河流，主要是漠阳江、那龙河、丰头河、鉴江、沙琅河、锦江、儒洞河等。古高凉时期（前111—649）的州、郡、县治所绝大部分都建立在河边或海湾处。比如已知的高凉县在大八河边的古城村；宋康郡治广化县，在现阳西织东部至程村一带，也是黄什河（丰头河上游）畔；高州，在现江城白沙街道的旧州城村，有河通漠阳江；安宁县（也即后来的阳江县）、莫阳县（治所在阳春岗美镇）、阳春郡（春州）（治所在春城），治所均在漠阳江边；另外一些治所在海湾，比如石门县，在今阳西县上洋镇石门村，上洋河出海口处。这种地理环境，交通以水路为主才是最便捷。

《宋书·州郡志》载：“高凉太守，二汉有高凉县，属合浦。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吴分立，治思平县（今恩平市北二十里），不知何时徙。吴又立高熙郡，太康中省并高凉，宋世又经立，寻省。《永初郡国》高凉又有石门、广化、长度、宋康四县。何、徐并无宋康，当是宋初所立，元嘉二十年（443）以前省，其余当是江左所立。领县七，户一千四百二十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三。去州水一千一百；去京都水六千六百。”“宋康太守，本高凉西营，文帝元嘉九年（432）立。领县九，户一千五百一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去州水九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九百七十。”这里记载高凉郡、宋康郡到州城和京城的距离，用“去州水”“去京都水”来表述，可见当时交通是以水路计程。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图，阳江刚好在航线所经之处（资料图片）

黄金水道：漠阳江串联的江海联运网

汉代我国东南沿海航线已开通，是百越民族与东南亚诸国往来的通道。汉代合浦郡属下的徐闻、合浦是外贸的始发港，各地货物在此集中发往海外。从汉代开始，至唐贞观二十三年（649）置恩州之前，高凉县、高凉郡、高州的治所几乎都在漠阳江及其支流边上。其对外，可通过漠阳江出北津海口，东达广州、京都，西达徐闻、合浦；其对州、郡内部，可在漠阳江主流、支流间往返。漠阳江因此成为千年的黄金水道。所以《舆地纪胜》卷98说：“射木之山以为望，漠阳之江以通舟。”

汉代，高凉地区航运一般以独木舟为主，后来随着铁器的普及，制造大型船只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朝梁时期，高凉地区俚僚杂处，互相攻击，将俘虏作为“生口”运到广州贩卖。《梁书·王僧孺传》：“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数至（广州），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又买即卖，其利数倍，厉平衡点以为常。”其时高凉地区与广州贸易甚多。

唐代的恩州是珠江口往西的一个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当海南五郡泛海路”，也是时人眼中的“远郡之沃壤”，富鱼盐之利。当时由广州出发的西路航海经过阳江，《广东通史》称：“西线亦出珠江口，沿新会县海岸航行600里至恩州，经南道沿海抵雷州；由雷州西去，可至钦廉地区和安南，南航则达海南岛”。时人出漠阳江口就可以沿着开辟的航线航行。

漠阳江作为千年水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据2000年版《阳江县志》载，以阳江城为中心，阳江几乎每个圩镇都有船只通航。阳江（石觉头）港处于漠阳江下游，港航道经北津港出海，是阳江与毗邻的阳春、恩平、电白、台山、海南岛、香港、澳门的水陆货运的集散港。1935年邹鲁《广东通志稿》载：“（阳春）县城往北至合水圩、春湾圩，南经马水圩、岗尾圩至阳江城、北津港。溯小水河（指潭水河）经涧水圩（今称河口圩）至潭水圩。由春湾圩溯漠阳江上游通航至大裆湾河圩40余华里。县城沿河往南30华里至马水乡境，有塘底河通航石菉圩。由潭水圩溯小水河上航30华里至三甲圩，又20华里至乔连圩，再20余华里至八甲圩，从乔连溯双滘河可通双滘圩。”漠阳江水系将阳春所有圩镇串连起来，并且深入到山区。在古代，河道还未淤积，河流通航能力更好。

古高凉时期，借助江海的优势，以漠阳江畔的高凉郡和高州为中心的航运，可通达辖区内各县和周边州郡，以及当时的岭南中心广州，形成一个江海联运的水上交通网络。

南朝齐时期高凉郡、宋康郡地图（参考《中国历史地图册》标记）

粤西要冲：阳春——新兴古道的枢纽作用

古高凉时期的县、郡、州治所，几乎一直是在现阳江市范围，也即是漠阳江流域。漠阳江是一个独立的水系，它与周边的河流，比如流入西江的新兴江、罗定江（南江），珠江水系的锦江，独立入海的鉴江均不相通，物流、行旅都需要通过水陆联运。

漠阳江与新兴江沟通要通过阳春春湾至新兴河头陆路接驳，下新兴江接西江，上可抵苍梧郡（梧州），下可达南海郡（广州）；漠阳江支流那龙河与锦江沟通，要通过阳江那龙与恩平阶山陆路接驳，下锦江入潭江，可抵南海郡（广州）；漠阳江与鉴江沟通，要通过阳春双滘陆行越过石灰岭进入鉴江上游的曹江，可抵达良德、电白、茂名、石龙、吴川（隋代这五县均在鉴江流域）等地，同时也可沿泷水（罗定江）出西江，即罗信古道。另外，沿漠阳江支流潭水河上溯，可抵阳春八甲，越过那黄坳入电白，往高雷廉琼等地。（详见本报2022年5月29日《今度那黄岭 天险更奇创》）

西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交趾郡太守苏定贪暴，激起徵氏姐妹起义，攻占65座城池，并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汉兵8000人，连同交趾兵共2万人进行讨伐，并诏长沙、合浦、交趾等郡“具车船、修道桥，通障谿，储粮谷”，以保证讨伐胜利。马援率军到达合浦后，沿海傍前进，开凿道路，“隋山刊道千余里”。这次征讨，在修路方面为后世树下榜样。《广东公路交通史》称：“东汉初年，合浦郡辖属五县，包括今新兴、两阳以南的南路地区和海南岛琼山县东南一带。马援的这次进军，对广东南路地区道路交通的开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些陆路交通中，阳春春湾至新兴河头陆路是通往粤西的咽喉重地，历史上很早就已开通。据《广东省志·文物志》载，1988年，在阳春春湾镇古旧塘村南蛇湖山，发现西汉时期遗址。出土大量绳纹板瓦、筒瓦，以及有饰四叶纹的地砖。专家判断该遗址可能是南越国时期“白鹿台”行宫所在地，或临允县治所。如果是“白鹿台”，证明南越王到此打猎，新兴至阳春的道路可行；如果是临允县治，那么古道更应开通，因为临允县辖现在的阳春北部和新兴县。

西汉元鼎六年，汉武帝在东南沿海设盐官三处，两处在岭南，其中一处在南海郡番禺，一处在高要。高要不临海也不产盐，按理不应设盐官。但高凉地区产盐，设立盐官极有可能是管理高凉地区的盐业。如果此说成立，盐运当通过漠阳江运往阳春春湾，然后陆行至新兴河头再下船，春湾至河头的道路理应开通。

建安十六年（211），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统兵两万南下，到苍梧郡的高要峡口，被苍梧人衡毅和钱镈截击。衡毅战死，钱镈带领部属逃到高凉一带继续反抗。如果当时新兴与阳春之间没有路通，他不可能携带兵马逃过来。建安二十四年（219），吕岱代步骘为交州刺史，向钱镈再次施加压力，迫使钱投降。吕岱任命他为高凉西部都尉。高凉西部是现在阳西、电白一带。高凉地区最早开发的是东部，西部要稍迟。这也证明当时从高凉县往现阳西方向应有道路相通。

禅踪佐证：达摩或经阳江往广州弘法

南朝是中国佛教大兴盛时期，西土不少名僧从海道、陆道进入中国，菩提达摩是其中之一。他是南天竺香至王子，据《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载，他出家“演道国中”，后“寄载商舟，以梁大通元年（527）达南海”。《续高僧传》卷十六又载：“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从上面记录两个时间来看，达摩最初到达中国，应是刘宋（420—478）年间。胡适考证为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左右。印顺法师认为：“达摩在478年以前，早就到了中国，末了才过江到北魏。在江南一带，达摩应有一长时期的逗留。”（《中国禅宗史》）这也说明达摩到达广州之前在南越逗留好长一段时间。他到达广州后，由广州刺史奏于朝，诏至京城。后因达摩与梁武帝议论不合，乃至少林寺面壁九年，遇毒而卒。其传衣钵给弟子慧可。达摩被视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影响甚大。

达摩抵达中国境后如何到达广州？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航海到广州；一是到徐闻、合浦，再陆行至广州。徐闻和合浦是汉代就开辟的对外贸易进出港，徐闻位于大陆的最南端，是远航上岸的理想之地。当时航海风险甚大，达摩经过长时间的海上漂泊，在此登陆的可能性极大。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里称：“菩提达摩登陆的地方——南越，为今海南岛的对岸地方。”因此《湛江通史》第五章载：“南朝宋末，菩提达摩一行从印度远涉重洋入华传播佛法。他们沿着汉代海上丝路，在海上颠簸了三年，终于到达中国合浦、徐闻至南海。”如果菩提达摩在徐闻登陆，他有可能沿着海边陆行到阳江，再往广州，一路弘扬佛法。10多年前在阳春市春湾镇通真岩发现菩提达摩祖师摩崖画像或许证实此点。该岩画取材禅宗初祖达摩“只履西归”典故，纵35厘米、横95厘米，达摩坐于石上回眸东顾，锡杖倚肩，杖端飘带系一履鞋，禅意盎然，人物与岩壁浑然一体。2011年12月，经广东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评审组评审，依据史料、矿彩石化状况及绘画风格，推断达摩像可能是隋代作品，距今已1300多年。

通真岩又称铜石岩，是古代阳春春湾往新兴河头的必经之路，山上遍布各朝过往文人墨客留下的摩岩石刻。隋代建有净慧禅寺，为两阳地区最早的寺庙。万历《阳春县志》卷一五载：“净慧禅寺，城北八十里思良乡，旧名乐山禅院，洪武元年乡人苏利等重建，又改名洞石寺，今废。”该寺始建于何时？据北宋广南东路转运副使许彦先于熙宁十年（1077）游岩题诗“壁倚乾宁碣，龛笼大业僧，七年驰使路，两蹑石阶层”分析，寺里供奉的隋代大业（605—618）年间僧人像很可能就是达摩祖师像。由此推测，菩提达摩一行经过阳江一路传播佛法是有可能的，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在此供奉他的画像。据资料记载，现存最早的达摩像为宋代作品，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现存嵩山少林寺一块石碑为阴刻线画达摩像，为金代作品，至于摩岩画达摩像，此为仅见。除了净慧禅寺建于隋代，阳江历史上还有建于唐朝武德年间的报恩光孝寺、寿宁寺、宁国寺，建于开元年间的开元寺，隋唐时期阳江佛教大兴，或许与达摩在阳江弘法不无关系。

无独有偶。在新兴县亦有关于菩提达摩弘法的传说。在新兴县城南半里处，有座千年名刹叫“金台寺”，因六祖惠能在此闻经悟道而成为一代宗师的开悟地。据新兴县档案局局长练小杰《六祖闻经悟道之地金台寺将异地重建》（新兴县政府网）一文介绍，在新兴县民间，有达摩倡建金台寺的传说。称达摩一行在徐闻登陆后，一路北上到达新兴，结庐暂住弘法，后来达摩离开新兴，信众在其弘法处建立“金台寺”。此说刚好与达摩经过阳春往新兴推测吻合。乾隆《新兴县志》卷之18载：“金台寺，在县城南半里，相传为六祖卖柴时闻诵《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遂大悟发念学佛之处，盖县之古刹也。”

由上面推测，达摩祖师由南北上，经阳春——新兴古道往广州。这条古道估计在唐或唐之前已纳入驿道范畴。唐代高州刺史房千里在《投荒杂录》说：“恩州为恩平郡，涉海最为蒸湿，当海南五郡泛海路。凡自广至勤、春、高、潘等七州，旧置传舍。此路自广州泛海行数日，方登陆前，所谓行人惮海波，不由传舍。故多由新州陆去。今此路惟健步出使与递符牒者经过耳。”这说明，唐代高雷地区往广州陆行必然经过春州和新州。同时唐代春州也设驿站：仙署馆。房千里曾在驿馆小住一段时间。《投荒杂录》之《房千里》载：“春州南门外有仙署馆，馆中有卢公亭。房千里贬官，寻医于斯州，太守馆之于是。”

由汉至隋唐，古高凉的交通走向基本奠定。隋唐时期岭南南路的交通走向：从广州出发，一般是沿西江经端州下新江（今新兴江至新州，由此折向西南，历勤、春、高、潘、辩等州至罗州，往南即可抵雷州（《广东通史》）。那么，从阳春往南沿漠阳江东岸，经岗美可直抵高州（今阳江城）。从阳江城东行，经今恩平，可进入冈州（新会）向北可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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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千里

唐代文学家。高车族。字鹄举，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大和初（827）登进士第，任国子博士，官至高州刺史。曾被贬至岭南约十年之久，开成三年（838）北归。与许浑友善。著《投荒杂录》1卷、《南方异物志》1卷，已佚。今存《寄妾赵氏》诗一首，《游岭徼诗序》《庐陵所居竹室记》等文，传奇《杨娼传》一篇。

北津港  陈计会 摄

通真岩达摩祖师像（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