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四小未拆建时的正门口，即邓琳所倡建的南恩书院大门。图为“六一”儿童节前夕，少先队员的出巡仪式。 周辑 摄（资料照片）

世上的美景，造物主总要收回去的，如同一些美好的容貌，终会变成皱纹和枯骨，但那并不昭示着本相与永恒。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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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曾卓说过类似的话：十六岁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六十岁回望十六岁，像回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如今我已年过七十，未感奇异；倒是“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时常入梦——七岁入读江城四小，数年的读书事体，皆历历可数。可见老校被拆建，不过是物质上的变易，旧日种种，早已永久地植入了心念之中。或者，正如文中所言，“世上的美景，造物主总要收回去的，如同一些美好的容貌，终会变成皱纹和枯骨，但那并不昭示着本相与永恒。”

我入读的第一间学校是江城四小，曾改称过红旗小学、师范附小。学校在城外郊区，毗邻玉沙田垌，由南恩书院、谭氏宗祠、字祖庙三家并排构成（一说还包括西竺庵，但我在读时仅由此三家构成）。书院和庙均为名绅邓琳倡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小时不识，仅知是间学校而已。

入学须面试，试场就设于朗星坊的民房。试官问：“牛几只脚？”答曰：“四只。”“几条尾？”“一条。”心里暗笑，如此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却不知试官另有分寸。

一年级班中同学四十几人，因为只和他们读了一年，之后就分到其他班去了，现在能回想起来的有十余人，余者的印象都在数十年的岁月中流失了。残存在脑中的名字有：曾北海、关华有、苏计成、李宗怀、水生（记不得姓了）、关文广、关文东、史介虽、项伟、项贤杰、洪河想……曾北海是班长；苏计成的爷爷是公园里的花王；关华有能吃酒，蹲在条凳上一口一口地抿，很老到；水生的大板牙有点龅，有次玩游戏把我的前额撞破了；关文广、关文东兄弟坐在中间一行前排，双手抄在身后，全身绷直，数次得到老师的表扬；李宗怀的父亲牺牲于爆竹厂的火灾，听到老师的讲述，全班一片哀戚……能记得起的都是男同学，因为年纪尚小，简直系未分公、项（男、女）。两年后（中间停学一年），对女同学稍有留意。在二（3）班时与黄益同桌，她嘴如牛一镬般阔而反边，厌恶之甚，势同水火，同学间提起，动不动就称之为“猪乸嘴”。殊不知是自己畸形的审美定势使然，日后所见，很多歌星的嘴都是阔而反边的，说不定她长大后会像香港明星舒淇那样性感呢，无缘得见她的青春期，甚是失落。在三（1）班时，有个女同学叫曾小红，印尼归侨，留运动头，脸色红中透黑，健康活泼，为人极爽气。我曾向她借过一本连环画，她随手往桌面一掷：“拿去看。”事隔数十年，不知她如今身在何方？见面又如何？六十多年前的原型业已同被拆建的教室一起飘飞了，真不想让她的化身——一个名叫曾小红的老妪站在眼前，就让那一掷的温情永久地留存于我的忆旧文字中吧。一年级同学中，对洪河想印象最深，曾经与他干过一架，把他的小臂咬出一排牙印。为此，挨了老师一顿批评：“你岸(戆)个，万一其把你打死了怎么办？”

能记得起的大抵如上，余者无特殊印象。但不能大意，我对他人没有印象，他人对我可能大有印象，前些年在街上走，背后有人喊：“宪勇，冇采电视里头讲嘢？”回头一看，是关文广，手仍然插在裤袋里。稍作寒暄，悚然而惊，时隔数十年，他居然认得出我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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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学，即由班主任冯月霞老师带领游校一周，熟悉环境。先要认识教室和小便处、大便处。前者是我们的窝，后者更涉及人生大事，否则，急起来裤裆要遭殃。之后，回到教室里，老师交代种种事宜。间中老师还问过一句话：“一加一等于几？”全班哑然。良久，不知是谁弱弱地应了一声：“等于二。”随之，全班齐喊：“等于二！”直如山呼海啸一般。可见，羊群中总要有一个领头的。教室后面是操场，有天梯、沙池、影树（凤凰树）、石台、石条凳，那儿成了我们的天堂。记得某次项贤杰在操场角小便处门口说：“我们现在读小学，不久就要上大学了。”引来阵阵哄笑。可惜他成年之后，大学未上成，却做了摩托佬。其实，他智力还是不错的，有次我在街上下棋，他站在身旁支招，棋艺挺好。

影树底下的石条凳给我的印象最温馨，坐在那儿，我们静静地听冯老师讲《三羊记》。大意是羊老大先做了一间木屋，大灰狼来了，踹开木屋把它吃了；之后，羊老二又做了一间，大灰狼两脚踹开了，让它死于非命；最后羊老三做了一间最坚固的木屋，大灰狼踹肿了脚，撞起了包，终究毙于门前……我们的眼睛都噙着泪水，很清纯的泪水。长大后，一些泪水却有了杂质。

那时候很单纯，很容易感动。一年级时有一首歌，叫作《小杨柳》：小小杨柳，枝儿细长，把它栽在小河旁，南风吹来，树叶绿了，小河披上了绿衣裳。直至现在，我都能完整、流利地把它唱出来，它是世上最好听的歌。

校门对着一口塘，塘边靠学校一侧，绕以围栏。树木的浓荫泼洒下来，庇荫着我们一群栏边戏耍的孩子。塘外是无垠的田野。临近收获季节，金黄的稻浪徐徐起伏，远方的村庄岛屿一样隐约浮现，村路上错落着蘑菇样的草垛……清风灌进校门，心旷神怡，心里觉得《我们的田野》唱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和前方的田园。

收割之后，要种薯种菜，其间，有一段空置期。我们每到周六便想法去焗窑。番薯由玉沙的同学从家里“偷”来。然后在田野里漏泥——将泥扬之播之，以辨风向，确定窑口；砌窑——泥要选三角形的；找柴——最好伴些针仔簕，使焗出的番薯更香。好的窑亮火，窑后显线鸡（骟鸡）尾。烧窑时，我们一班“痾血仔”就在田垄上跳踉，口中齐喊：烟，烟，烟过那边天，果边大猪，那边煨老鼠……焗窑是很快活的事情，有得吃，有得玩，不像戽氹与捰笳蛆。俗语讲：戽鱼斩笳蛆，有吃都无肥——累死人，消耗大于摄入，劳动成果填不回流出的汗水。

可惜，这片广袤的田野终是变成了水泥房林立的住宅区。稻浪、草垛，凉风、青烟，都只能留存于记忆里了。或者，人世间的美丽，造物主注定要收回去的，但我心中所存留的唯有稻浪与青烟……就像一些美好的容貌终会变成皱纹和枯骨，但那并不昭示着本相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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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离学校约两里路——也可能只有一里半，小时候的路特别远。走路是很乏味的，我边走边玩，用脚踢着石子，或胡思乱想，尤其想吃的。如祖父怎样从乡下出来，去南强饮茶，怀里揣着一个生肉包下楼，掏给我时沾满了“袋屎”。幼儿园拐角处有一个明窦口，约一米见方，不是非过不可的天堑。但每次走到那儿，我都会站立很久。有一天，我终于能一跃而过了，高兴得很，自认为是了不得的壮举。

将近学校要弯进一条小巷，约十户人家，住着一个驼背佬，我们谓之“生龟五”。每次，我回校经过他家门口，都忍不住探头往门里张望，想看看他的床是不是凹下一个坑，但始终看不出什么所以然。过了十多年，我入了竹帽厂，与“生龟宪”做同事，见他躺在条凳上乘凉，方才明白，驼背人原来亦可躺在平板上。

这条小巷现在的门牌上写的是甘泉二巷，原名不知，老人说它很“失隐”（阳江话：邪门）。那时，我们过小巷就不用唱歌和快走了，因为时值白天，人也多。据说，小巷中秽物很多，曾有牛经过那儿，突然止步，瞪大眼睛，应是目有所视。又传闻巷中有一老妇叫林姆，曾无缘无故吃了七条裹粽，之后连睡七天，所吃的东西都不知去向。小巷附近有甘泉庵、育婴堂、先农坛、百姓祠，还有刑场、打靶场……其中百姓祠是祭祀无主孤魂的；刑场是民国前砍头的；打靶场是入了民国之后枪毙犯人的，不用刀砍，而用枪射，结局一样。小巷临近秽所，自然要受些沾染。不过到我们读书时，已是“大跃进”时代，恐怕他们早已作了替代，或被“大跃进”的歌声赶跑了。

离小巷三十米左右，有一个斜坡，对着昔时的城门口，城门曰宁海门，20世纪30年代，连同城墙一起拆了。斜坡上有人卖各种小食，记得“大跃进”时代卖得最多的是用盐炒过的木冬瓜（番木瓜）树芯——即树干的瓤，略显蜂窝状，又有点像香芋。但我始终没有吃过，因为要一分钱一块，我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最实惠的是到城门口旁的棺材铺前看棺材佬煲白鳝。看他们煲，看他们吃，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棺材佬赚快钱，发横财，又不用过体面的生活，赚多少，吃多少，坐在插入门外墙洞上的棺材杠上嚼白鳝，优哉游哉。只是县志里讲棺材铺都在北门头，怎么就迁到了南门头呢？“战城南，死郭北”，北门才是与丧葬相关的场所，古代全国县城的规制应是统一的吧？不得而知。

小时候，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饿！到了最末一堂课根本就没有心思听，只是眼巴巴地看着阳光怎样闪落到门前墙上铅笔画的横线，谛听下课的钟声。甚至可以说，整个小学时代都稀里糊涂地混过了，没有认真地听过一节课。同学们各显神通，农村来的同学给好友分萝卜干；父母在粮站的给好友分糠麸；与我要好的一个同学叫陈凤湛，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脸很白，很多绒毛，家住北门街中后段，墙就砌在天然的大石上。他父亲在南恩路中药店卖药，常常分些甘草、桂枝之类的给我。后者吃多了要流鼻血的，但我不管不顾。记得课本里有篇文章叫《金色的鱼钩》，说过草地时，老班长用缝衣针拗弯钓鱼熬汤给伤员吃，自己却偷偷地吃伤员吐出的鱼刺。听着听着，口水都流出来了，为了那些鱼刺。

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厅前的天井和校门口的大厅里开周会，我就坐在厅角的谷堆旁（谷是我们拾的），梁上突然掉下一条壁虎，我抓在手里不放，稍顷，一口把它吞掉了，身边的同学都惊得瞪大了眼睛。那时，我敢吃的东西很多，如白翼仔（一种小蝴蝶）、鱼眼鸡（鱼眼树上的昆虫）、蜂蛹、草狗、黄虫、禾虾、蟑螂……蟑螂逮住就按在煤油灯罩上烤，之后拔去头和肠肚，撕去脚和翼，嚼起来很香。但蜘蛛没有吃过，邻居女孩吃过。据她说，在新洲乡下，祖母与她一起捉蜘蛛，放在镬上炕（类似煎）来吃。估计，人类的食物领域都是饥饿扩充出来的。不过，这类东西，我现在打死都不敢吃了，想起来都发怵。

肚子虽空，积极性可不能减。大人们都在奋战，连轴转数天，挖环城河，建漠阳江河堤，垒高炉，积肥……不一而足，干着干着就睡了，并且能做梦，手脚却不会停着。我母亲连轴转了数天，回家倒头就睡，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枕头，捡只木屐枕着睡到第二天。最厉害的是停工后还要集中开会。有领导收工后在人民礼堂开鼓劲会，说着说着昏睡过去，悚然惊醒，用手将麦克风一顿猛拍：嘭嘭嘭，全场的鼾声戛然而止，大家茫然瞪大眼睛，之后会议继续开。

我们年纪尚小，不用挖河、建堤、担水利，甚而打烂陶缸来炼尿精以送给试验田。但轻体力的活可以干。如夜呼、赶麻雀、拍蚊子（苍蝇），都是有任务的。拍蚊子的地点多在华濠，那儿蝇虫较多。每人每次要上交一百只，都用火柴盒装着。开始容易完成任务，日子长了，就冇货交了。有个同学偷偷地传授诀窍给我，午睡时到校门前的塘里捞。原来，大家上缴的苍蝇都集中倒进塘里喂鱼了。当时我打破了头都想不明白，吃了苍蝇的鱼怎么不会传染病毒致人生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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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四小学生约五百人，教职工三十余人。校长，张清文；教导主任，冯德扬；我一至四年级的班主任，冯月霞、梁老师、张丽娟、陈华志；音乐美术老师，梁正炎；手工劳动老师，何振玉；体育老师，曾昭轩；五六年级语文老师，叶其畅、朱伟明（没有听过他们的课，因为我已经考去一小了）；其他老师，张乃峰、曾宪威、马锦华（马德记的姮仔）、张秀娟……

叶其畅老师枣红脸，有酒窝，写一手柳体字。朱伟明老师很高，擅拉二胡。张乃峰老师学生戏称为“将乃壅”。曾宪威老师常束白衬衫，诨名“曾蛤仔”。梁正炎老师的头小而长，鼻梁隆起一结，好多届学生都叫他做“蛀核仔”（荔枝中的小核者）。他歌声浑厚，至今我仍记得他教我们唱“我们公社的羊群啊，布满在无边的大草原”时的情景。其美术字更是独领风骚，我们都有赖于他的赐教。

张秀娟老师微矮，肤色白里透红，五官漂亮。回望中，她仍站在月亮门下，与人攀谈，笑容灿烂，神采飞扬，时光穿越六十余年，毫不减色。

张丽娟老师教我们三年级的语文，身材很好。面容俊俏，门牙微龅，可能刚教书不久，爱哭，我们曾把她气哭了，现在回想起来，真不该。20世纪80年代我带中师生回四小（当时已改名师范附小）实习，以师礼晋见，备极谦恭，她深感宽慰。有人说，退休后她做了石觉寺的部首。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语意与她的宗教职责不相符，估计是做了弟子们的召集人吧。早些年在海陵岛沙滩上放生，遇见了她，已坐在轮椅上。她很兴奋地谈论起四小往事，不时掠掠被晚风吹乱的白发。我扶着她的椅背，满怀依依之情。很可惜，她所教的“文革”前的学生，由于特殊的原因，能读上高校的不过数人。

佛乐响起，满天漆黑，海滩上火把明灭，被人们放生的大海龟频频回首，渐渐向海浪深处隐去。不知怎的，耳际中总是盘旋着曹孟德的诗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陈华志老师五官端正，面如冠玉，但极为严格，不怒自威。小时候，我很调皮，听课不甚认真，偏偏他非常喜欢我。每当要提振课堂气氛时，就先提问我。我为文小有进步，全赖于他的奖掖。至今仍记得他在课堂上朗读我的造句：“我们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劳动，要尊敬老师”（……要……要……要……）。这些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其当年对一颗年少心灵的激励是不言而喻的。

曾昭轩老师稍苗条，黑而结实，头发微卷。某次雨天，不能上体育课，他就在教室里给我们讲《聂小倩》。那些书生、剑客、厉鬼的形象，到成年之后，复看《聊斋》才丰满起来。但他所讲的还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以至我每逢体育课，就盼望着下雨。尚记得他所说的聂小倩很可爱，很漂亮，大大减弱了脑中鬼的恐怖。小时候，我很怕鬼，遇到估计有鬼的地方，总是一闪而过，或大声地唱歌，之后股栗不已。

闲时，他也会跟我们谈生理。他说:“经过锻炼的心脏健壮有力，跳动次数每分钟少于60次，像我这样便是。”很不幸，退休不久，他竟因心肌梗塞而逝世。那已是我出来工作之后的事了。可见，运动对于心脏不一定是好事。我甚至认为，性命都是有数的，这个数或是由命运，或是由基因所定。阳江话说：“论个计数。”——一个两百斤的人，一斤斤地死，要死很久。以个为单位死，一下子就没了，真是黑色的幽默。

我们读书时，老师多是中等师范毕业的，教学质量很好，学生只要不太松垮，成绩就不会落下。农村就不同了。据说某教办主任巡堂，听到教室里传出教学声：“脱，脱，脱，尖脱的脱……”即刻冲进去怒喝：“脱，脱，脱，脱你个头，是锐，尖锐的锐！”

那时我们的课文很美，如：《火烧云》《茶卡》《饲养员赵大叔》……长大了才知道，那些都出自名家之手。我的语文成绩自然不用说，数学成绩也不错。比较难的是“追及”和“植树问题”，我都能应付裕如，曾数次得到老师的表扬。

但我更喜欢的是图、音、体。体育老师初小是曾超轩(四小)，高小是谢彦真(一小)。谢老师最欣赏我的垫上运动。我是班里头手倒立做得最好的，双手倒立亦能做短时间，谢老师常称我为“倒立仔”。肩肘倒立做得最好的是梁国伟，因为精瘦，大臂与胸背肌之间无遮无碍。图画老师生龟（驼背）的，姓何。一年级第一课他教我们画三角形，乏味得很。上了一节课他就消失了，大概是代课的吧。三四年级图画老师梁正炎，五六年级图画老师蔡祥焕(一小)。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有大本事的人，作品常在县文化馆里展览。我最喜欢调水彩色，如黄配蓝变绿，红配蓝变紫，白配黑变灰，红配白变粉红……等等。看着那些色彩不断变幻，五彩缤纷，无限美好。

教音乐的初小有梁正炎老师，高小有敖美凤(一小)老师，梁老师教得最好。那时，即便是宣传阶级斗争的歌都很动听，如《接过雷锋的枪》《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不过，还是唱《是谁吹起了金唢呐》《唱得幸福落满坡》好，它们使我的心永远纯真，充满希冀。

与优美的歌声相应，那时，由四年级升五年级，全县小学统考，跨校择优录取，也算一种正能量的激励吧。在此背景中，我考去了一小。不过，日后回望，我还是为自己的励志付出了代价——享受了一小优越的师资教育和校园环境，也就远离了四小校门前那片可爱的田野。金黄的稻浪、袅袅的青烟，岛屿样的村庄、蘑菇样的草垛，可敬的老师们、淳朴的小伙伴们……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成长的基石。

荐 读

曾宪勇，原阳江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主任，小学入读江城四小和江城一小，此后辗转于江湖；曾做过“泥鸡”和竹帽、石雕、电器等行当……甚至拉过红泥洗过鞋底——都是家属工；1979年考入雷州师专，1982年在阳江师范学校任教，1991年进入阳江市政协工作。

今日，本版刊发其《回望四小》长文。文中回顾了其在四小的读书生活，钩沉出一段遥远的往事，让人从中窥见昔日的社会风云。如作者所言，回顾快乐，可以感受到双倍的快乐；回顾痛苦，可以体味到悠远绵长的回甘。读者诸君，不妨细细阅读，所有况味，“都在酒里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