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籍诗人、作家谭夏阳近照

1912年底，哈丽特·蒙罗在芝加哥创办了诗歌期刊《诗刊》。这是一份小杂志，在筹备之初蒙罗就确定了编辑方针——不跟已经成名的诗人打交道，只刊登新人作品。为此，她特别聘请青年诗人庞德出任杂志的海外编辑，主要任务是发现和搜罗新晋诗人及新作品。当时，庞德人在伦敦。

在芝加哥文化界，蒙罗拥有广泛人脉，早年深受惠特曼的影响，创作过浪漫主义诗歌，后致力于自由诗的创作。1910年，蒙罗展开第一次世界旅行，并到过中国。在此次旅途中，中国的建筑艺术，尤其是天坛之美深深地震撼了她——她把天坛称之为“东方理想的至善至美的表现”。后来还写下《天坛》一诗，对中国建筑艺术进行了热切的赞颂。不光是中国建筑艺术给她留下较深印象，诗歌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也让她大为感慨。在那里，诗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中国人都有诗的理想，也或多或少是个诗人”。

回到美国之后，蒙罗发现美国诗在美国社会中的落差，遂决定发起募捐，筹集款项来创立一份诗歌刊物——《诗刊》。在出版商的帮助下，她从100位芝加哥商界巨子那里拉到每人每年订阅《诗刊》50美元的赞助，并且连续订阅5年。在《诗刊》创刊号上，蒙罗宣称“给诗地位，让诗歌唱”，对诗坛各种流派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力图在这些派别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平衡，哪怕她对中国诗偏爱有加，也不会见到有关中国题材的诗就发表。

从后来的表现看，《诗刊》还是成了推广中国诗的主要阵地，并且成为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心刊物。

在1915年以前，大杂志一般不愿刊登以自由诗写成的仿中国诗，因为这些中国诗题材风格往往比较新颖，他们一时接受不来。然而并不是说，他们会排斥中国题材诗，这些大杂志反倒热衷于刊登具有19世纪东方情调的仿中国诗。这里当然存在着观念迥异的问题，同时表明一点——中国诗似乎成了现代诗歌运动挺进的前锋，是当时写作方向的一个鲜明的指引。那么，为什么是中国诗呢？归结有如下几点：

首先，为了破除旧传统，开创新诗风，美国新诗人必须大量吸收外国诗歌的营养，在这当中，中国诗的影响最大，居于显要位置。其二，在这些新诗人的眼中，新诗是作为中国诗的一个强化形式而存在的。也即是说，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中国热，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接受了中国诗的影响。蒙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诗派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了中国诗。其三，和意象派有莫大关系。意象派是新诗运动的主力军，影响最大。而在蒙罗看来，意象主义不过是中国风的另一种称呼罢了。她说：“意象派可能是追寻中国魔术的开始，而这种追寻会继续下去，我们将会越来越深地挖掘这个长期隐藏的遥远的宝石矿……”

关于这种说法，相信庞德也会认同，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意象主义，那就去读一读他译的中国诗。庞德这里指的是《神州集》，一本翻译了李白、王维、陶潜以及《诗经》等作品的中国古诗集，出版于1915年。这个译集把新诗运动推向了高潮，让庞德名声大噪，成为意象派的领军人物。

根据赵毅衡先生对《诗刊》创刊十年间的异国诗歌翻译、创作、评论所做的统计表明，中国诗的翻译和“中国式诗”创作占据第一位，而相关的评论文章，中国仅次于法国，位居第二。这说明，中国诗对于诗人来说比评论家更具吸引力。而在总体上，这些数据也直接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中国诗的热衷程度。《诗刊》副主编狄任斯说，当时几乎每周都能在刊物上看到中国诗译文。蒙罗在自传中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在新诗运动最热闹的1916年，位于芝加哥的《诗刊》编辑部访客络绎不绝，大家成天进行激烈的讨论，讨论主题大多围绕美国诗歌，以及分析中国古典诗的吟咏法等等。

《诗刊》对中国诗的偏爱还可从一件事中看出来。

1915年，《诗刊》评选“莱文森奖”，蒙罗坚持将它颁给《中国夜莺》。这是林赛发表在当年《诗刊》的一首童话式的诗作，以旧金山唐人街华人洗衣工为主人公，写得相当优美，也很迷人，虽然童话的框架使它不可能写得很深刻，不过蒙罗还是认为它是当年最佳。在这一年的《诗刊》上，还刊登了艾特略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是艾特略的成名作，当时庞德就觉得这首诗非常出色，应当评为年度最佳。现在看来，《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影响力正如庞德所预见的那样，远非《中国夜莺》可比，故许多美国文史学家马后炮地认为蒙罗根本不识好诗，谈论起来至今难掩气愤之情。可在当时，能像庞德一样辨认出《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好的读者，几乎寥寥，而对于《中国夜莺》大家却是交口称赞。为此，蒙罗站出来为自己的选择辩护：“《中国夜莺》有一种形式上的美——紧凑而又完整——比作者其他较长的诗都出色。”

新诗运动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场以小杂志为阵地发起的反体制运动，当时许多小杂志都参与其中，除了《诗刊》，还有另外一份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小杂志——《小评论》，它的表现也相当出色。比如庞德的费诺罗萨论文就是在《小评论》上连载的，他还向这本杂志推荐了韦利翻译的中国诗。韦利在1917年第六期（12月号）《小评论》上发表了《白居易诗八首》，这是他首次发表中国诗译作。此后，他才有机会登上在英国享有盛名的大杂志《新政治家》。此外，宾纳译的《唐诗三百首》也是率先出现在《小评论》上，后来才发表在大杂志《书人》上，以上这些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在新诗运动“攻城掠地”的过程中，中国诗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中国诗与意象诗之间到底存在着哪种必然的联系呢？

诗歌向来注重“意象”，但往往在一段具体的描写之后就要引入抽象的、更深一层的发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风，更是充斥着含混的抒情、陈腐的说教以及抽象的感慨。意象派强调使用鲜明的意象来表现诗意，主张把诗人的感触和情绪全部隐藏到具体的意象背后，即只描写感觉上具体的对象，而不去探寻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阐发社会意义。事实上，意象派探索的是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运用问题，而中国古典诗歌，正好是这一形象思维的实践成果，与意象派的主张不谋而合。正如庞德所说：“正是因为有些中国诗人，满足于把事物表现出来，而不加说教或评论，所以人们不辞繁难加以迻译。按中国风格写诗，是被当时追求美的直觉所引导的自由诗运动命中注定要探索的方向。”也即是说，意象派之所以与中国古典诗结合，并非为猎奇，也不是为了添加一些异国风味，而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联，走在一起也成了必然。

由于《诗刊》在美国第一次现代诗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所在地芝加哥俨然成为本次运动的中心。本次运动主要译介的中国诗人有李白、白居易、陶潜等人，而更多中国诗人以零散面目出现在西方读者的面前，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形象。

美国第一次现代诗运动退潮之后，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中国诗热也随之陷入低谷。到了50年代中后期，美国诗坛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又形成了第二次现代诗运动，史称“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令人惊叹的是，这次热潮竟又与中国诗联系在一起，并且持续时间更长。与第一次关注中国诗句法和意象不同，这次“中国式”诗人更加倾心中国诗所蕴含的“禅”与“道”，即他们更希望深入到中国美学的核心中去，以期找到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

上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然而二战给全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给参战士兵和历经战火的人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短期内难以平复。此外，美国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世界仍笼罩在“冷战”的阴霾之中。美国本土虽然没有遭受战争的侵害，战后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创造了繁荣的物质文明，但高度的工业化使人的精神异化，年轻一代看不到希望，感到苦闷和彷徨。他们质疑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抗衡社会主流文化；他们生活简单，衣着古怪，玩世不恭，以此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反对法纪秩序，厌恶工业文明，寻求绝对自由；面对被现代文明破坏了的自然，生活在人情冷漠的社会里，他们想逃避到一种超脱宁静的天地中去——他们在对中国禅宗的学习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行为的出路。

这个以年轻诗人和作家为主的群体，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垮掉一代”。作为“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发起人，雷克斯洛斯被誉为“垮掉一代之父”。那个时代，美国诗坛东西两岸各有一位“诗歌教父”：东岸是W.C.威廉斯，西岸为雷克斯洛斯。W.C.威廉斯直接影响了金斯堡等人，雷克斯洛斯则将斯奈德等人带进了诗坛。

此时美国诗坛通过大量的译介和研究，已经完成了对李白、白居易、陶潜等中国诗人的形象构建，并逐渐从他们身上转向了王维和寒山，这表明美国诗人开始走向成熟，由中国诗的外在形式转向内在精神的探寻。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代表了一种禅道精神；而寒山更进一步，直接践行佛教的精神理想，隐于山林，唾弃“文明社会”，其诗也以“禅”为根本，语言简洁明了却如禅宗偈语一般令人顿悟。这就是寒山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有当时的社会环境因素，也有诗人自身的原因。与此同时，美国诗人还通过雷克斯洛斯对杜甫的翻译，辨认出杜甫的伟大来，这当然比认识到李白的天才与浪漫更为深刻。

就是说，从芝加哥到旧金山，中国诗人完成了一次集体重构，尽管这个历程异常艰辛，困难重重，每位诗人在西方语境中的遭遇也不尽相同，在往后日子亦会对其自身的形象进行修补与完善，但在旧金山这个“美国第二次现代诗运动”的发生地，中国诗人的到来和集结具有非凡意义，值得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李白来到旧金山》一书，并非专指李白一个人的登临，而是泛化了整个漂洋过海的群体：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寒山、苏轼、李清照、陶潜，还有谢灵运等中国诗人，他们在译介到西方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误读、误解、正名以及受人追捧的整个经历。最终，在国外读者面前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形象。如果以一个副标题来概括——“中国古典诗人在西方的形象重构”应该较为准确。反过来，书名改作《李白来到芝加哥》或《王维来到旧金山》都行得通，因为它是一个意指——此为本书的任务与来历。让中国读者看到一个个不一样的中国诗人形象，或许是件有趣的事情。

王红公（雷克斯洛斯）曾说过：“一部伟大的翻译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多是因为它们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代。”因此，他主张翻译时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在忠实于原作精神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原文，适当增加一些自己的创造，从而达到“有效的英文诗”的效果。当然，他的翻译不仅面对一般的英文读者，他还兼顾着另一重任务，就是把他对中国诗学的体认带入美国当代诗中，从而对创作产生影响。

暴风雪

（美）王红公 译

混乱，哀哭声，许多新鬼。

心碎了，衰老，我独自

对自己歌吟。乱云在铺展的

黄昏中低垂。急雪

在呼啸的风中翻飞。手中杯

泼洒出来。酒樽空了。

炉中的火也已燃尽。

人们到处只是在悄声低语。

我焦虑于诗文的无用。

（王家新 回译）

原诗：对雪

（唐）杜甫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首句“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的处理，王红公采用了庞德的方法，或者干脆说运用了中国诗的特有句法，省略谓语动词，模糊掉译诗中意象间的逻辑联系，但却一目了然，简洁而有力。“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这句处理得无惊无险，像是在积蓄力量为下面的爆发作铺垫。到了第三句，“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原诗是一个对句，构成了一种微妙而对峙的张力，如同上首诗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句，任何一位译者驾驭起来都会力有不逮，因为汉诗的这种句法在英文中无法找到天衣无缝的对应。果然，王红公未能将“炉存火似红”的微妙传达出来，不过，他把整首诗的力量凝聚在最后一句的翻译上——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这句诗道出杜甫所面临的窘况和无力的挣扎，全诗没有一句感叹，全采用白描的手法进行推进，到最后，杜甫发现自己竟然像个傻瓜一样在空中无聊地划字，多么讽刺啊。“书空”是晋人的一个典故，以王红公的处理方式，他一定会选择避开，但这当中也隐伏着巨大的危险。这时我们才发现，王红公可谓艺高人胆大，他的选择更加彻底——采用的是直接改写——“数州消息断”他干脆放弃不译，而根据人们所处的那种仓皇、恐惧和焦虑状态，换成了“人们到处只是在悄声低语”，然后，自然而然地撂出末句：“我焦虑于诗文的无用”——把对家人的思念，改写成他思考战乱中文化存亡问题，当然隐含着更广泛的关怀。是的，没有“书空”，而是一种沮丧的“无用”，直接，一招抄底，却又指向“更高的忠实”。这不正是杜甫在诗中想说而未说出的话吗？如果在精神上没有达成默契相通，相信王红公不敢这么冒险。这，就是创造的力量吧。

王家新教授在解读这首诗时，为王红公的创造力击节赞叹：“这样的翻译，不仅激活了我们对杜诗的认知，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奇异的‘语言的回声’。正因为这样的翻译，我们再次听到了语言对我们的呼唤。”

美国诗人简·赫斯菲尔德曾回忆她读这首诗时的感受：“他的诗里头说，他把酒杯打翻，他烧木材的炉也冷了，他感到愤慨。他说‘没有人会记得我，我这一生没有价值，文字也没有价值。’……因此他那首诗深深打动了我。”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首《破晓前读中国诗》来作为对杜甫《暴风雪》的回应：

又失眠了，

我起身。

一阵寒雨

敲打玻璃窗。

我手执一杯咖啡

思索杜甫

打翻的酒杯。

在他窗前，雪，

落了一千二百年；

在他手底下

墨迹尚未干。

“文学多么无用”。

诗人老矣，孤独。

他烧木材的炉已空

多少世纪的声誉

不曾投射温热。

我知道，在他的诗句中

有一种在翻译中

失却了的准则；

此地，唯有暴风雪。

从简·赫斯菲尔德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正是王红公改写的部分触动了她——失望到酒杯都拿不稳，以及思考文化存续的大问题，“我焦虑于诗文的无用”——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深深打动了她，而这种被加强了的无力感，正是来自王红公笔下的那个加强版的杜甫形象。

（节选自书中《杜甫：“伟大”的重构》一章）

谭夏阳新著

重新评估

中国古诗价值

中国诗在西方传播大约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关注于一首中国古诗是如何在国外流传的——它翻译得如何？有没有变形？读到它的外国读者会有怎样的感受？甚至更深入一点，它对该国的文学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还有，这些古代诗人在西方的形象与国内一致吗？产生的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差异是如何造成的？是因为文化背景吗？上述问题都相当有趣。

旅居广州的阳江籍诗人、作家谭夏阳，关注“中国诗在海外”论题多年，近日，他的新著《李白来到旧金山：中国古诗的异域新生》由读库出版（新星出版社），并已正式上架。他希望为读者阅读古诗找到一个新的切入角度，同时也试图把中国古诗放在世界的范围内，重新评估其价值。

《李白来到旧金山》讲述了九位中国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寒山、苏轼、李清照、陶潜、谢灵运被译介到西方的旅程，他们被误读、误解、正名，继而受人追捧，最终在国外读者面前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形象。作者尝试用不同角度、不同笔法以及不同结构来撰写，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一首首回译诗歌及唱和之作，尽量将每位诗人的独特一面呈现出来。

可以说，本书正是基于中西方对诗歌的不同看法所产生的趣味性而创作的，作者希望向读者奉上一本话题丰富、意趣十足的诗歌读物。同时，阅读本书也将是一趟探究诗歌翻译的旅行。毕竟，把诗歌译成诗歌，是一种遥远的神交。 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