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 言

春节期间热播的历史古装剧《太平年》引发广泛关注。除了精良的服化道、宏大的场景与强大的演员阵容，更打动人心的，是作品背后深厚的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考。全剧带着浓重的中国式人文主义底色：直面尘世苦难，以人为本，追求现世安顿、伦理有序、社会和合。在春节这一承载着传统文化情感的节点，自然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太平年》将目光沉静地投向五代十国那段最破碎、最血腥，却也最耐人寻味的乱世。五代十国，五十年间五姓更迭，十国并立，中原生灵涂炭，南方虽偏安一隅，却也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史书中的残酷记载，在剧中化为触目惊心的饥荒惨状、汴梁街头流民的哀鸣。剧名看似平常，细品却如一声长叹：太平并非已然降临，而是乱世之中万千黎民最卑微、也最执着的祈愿。剧中反复出现的“太平年下一杯热酒”，并非闲适的诗意，而是刀兵水火之间，对现世安稳最直白的渴望。

乱世如沸，人文之光何处寻？作品以吴越“纳土归宋”为叙事轴心，串联起钱弘俶、赵匡胤、郭荣、冯道等一众人物，宛若一幅徐徐展开的五代长卷。乱世如沸，众生浮沉，剧中却始终贯穿着一条隐秘而坚定的脉络：它不执着于权力的角逐与征服，而是坚守对“人”的现世关怀、对伦理的守护、对和谐的向往。这不正是中国式人文主义最动人的底色吗？冯道历仕四朝十帝，虽被后世斥为“无廉耻”，却以一己之力刊印《九经》、劝谏契丹君主“百姓无罪”，在乱世夹缝中守护文脉与生民；吴越王钱弘俶本是风雅公子，生活简朴，却在兄长被废、权臣逼宫的风雨中，扛起“保境安民”的重任，最终纳土归宋，献上十三州八十六县，换江南百姓免于兵燹之灾；郭荣南征北战、整顿税制，却在不得已处置难民后潸然落泪，病榻之上仍心念“致天下太平”，英年早逝，留下“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遗志；宋太祖赵匡胤戎马一生，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制度重建，尽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清醒与远见。

乱世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英雄的纵横捭阖，而是让“人”活下去、活得有尊严的现实道路。中国式人文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生根成长。它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不同。西方人文主义从反抗神权走向张扬个体主体性与理性权利，而中国更早、更内在地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并将其置于现世伦理与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皆是此意：人的价值，不在于征服自然或追求抽象自由，而在于此岸的安顿，在“仁”中推己及人，在“和”中追求大同。冯道、钱弘俶、郭荣、赵匡胤等人，正是中国式人文主义最鲜活的历史注脚。冯道以务实与坚韧，超越了僵化的忠节观念，在伦理崩坏的时代守住“人”的底线，宁愿背负身后骂名，只求天下生民得以安顿。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并非懦弱投降，而是将个人权欲置于百姓安稳之后，舍弃一时荣耀，换取长久太平的悲悯与智慧，苏轼在《表忠观碑》中赞叹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太平年”三字，道尽了中国人对现世安稳、天下和平的深切期盼。剧中所折射的人文主义与人本思想，强调人的价值体现在家庭、国家、天下的责任与担当中，强调社会和谐高于一切，向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境界，在今天尤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地缘冲突持续、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文明隔阂加剧……部分西方势力仍以所谓“普世价值”推行单边逻辑，制造分裂与对抗。西方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个体主体性与理性权利，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飞跃，却也伴生着零和博弈、殖民扩张与霸权行径。其以个体为本、以竞争为导向的内核，在全球化逆流中往往加剧撕裂。中国式人文主义则更注重关系性：个人嵌入伦理网络，自由与责任共生，发展追求的是和谐共生而非征服对立。“保境安民”的古老智慧，对今天的和平之道仍有深刻启示。从剧集回望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清晰可感：它以“人民至上”为指引，追求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奉行不称霸、不扩张的外交理念，提供以和合文化应对世界变局的中国方案。它呼应现世安顿、互利共赢、多边和谐，显然比“个人至上”“自由优先”的单一逻辑更具普遍说服力与吸引力。

《太平年》落幕时，霞光里“太平之约”的画面闪回，如一盏长明之灯，引人仰望与深思：乱世之中，尚能以坚实人文精神追寻太平；和平年代，更应珍惜并弘扬这份精神。这是传承千年的中国智慧——在风浪中守住现世安顿的底线、伦理的温度、和谐的追求，方能行稳致远，迎来真正的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