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晚，在家稍觉寒意，便添衣外出散步。行至微热，遂脱去外衣。不想这忽冷忽热之间，竟着了凉。夜深人静时，背脊阵阵发冷，屡屡惊醒——是风寒感冒了。

感冒本是常事，然值特殊时期，心头不免一紧：莫非“感染”了？翌日中午下班，匆匆做了检测。回家午睡，却觉头部发热胀痛，周身发冷，盖两床厚被亦不暖，昏昏沉沉难以入眠。下午只得告假休息。晚间至社区卫生站求诊，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点滴、中药、西药并用，果然见效，烧退寒止，夜里也安稳入睡了。

此番经历，让我再次感受到医学之妙，也勾起了心底对中医的亲近与读习医书的兴趣。

幼时乡居，村中医疗简陋，村民健康多赖赤脚医生。他们往往技艺不凡，常能药到病除，令人敬服。父亲结交的友人中，也有几位民间郎中。记得一位来自蒲牌的庆业叔，常来家中做客。若有村民患病，闻讯便登门求方。他开的药方，每每奏效。

耳濡目染，我渐渐懂得医者仁心、治病救人的可贵，也曾用心记下一些民间验方。父母上山劳作，曾掘回一个硕大的水杨梅树根，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家人遇有头昏身热、咽喉肿痛，便削些树根煲水饮用，见效颇佳。四邻知晓，有需时亦来取用。母亲也常传授些养生之道，如“凉头暖肚”——头稍受风无妨，但肚子务必保暖。家中鹅仔偶发瘟疫，母亲用绿豆水喂之，竟也有效。初中读《扁鹊见蔡桓公》，更知病入膏肓、讳疾忌医之害。

自那时起，书店里关于中医的书籍便格外吸引我。1982年，在镇上书店，我购得架上仅存的一册李时珍《本草纲目》，专讲动物类药材。工作后，更有意识地购买研读中医典籍。

读《中医基础入门》，初识“君臣佐使”的配伍之道，明白药有主辅，治病如用兵，需合力攻邪。这道理亦如管理，贵在群策群力。书中“尺关寸”的脉学之说，也曾引我好奇，特向懂医之人请教。那些朗朗上口的汤头歌诀，如治风寒的“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发热恶寒头项痛，喘而无汗服之宜”，至今犹记。

细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与郭强中《白话讲伤寒》，感触尤深。仲景在序中痛陈时弊：世人追名逐利，不重根本；医者或固守家技、不研经典，或诊病草率、脉诊不全，甚至巧言应付。他谆谆告诫，医道贵精贵诚，当博学深思，力求“见病知源”。那句“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令我深省。我虽非上智，亦愿奉行“学而知之”与“多闻博识”。

此外，《黄帝内经》的深邃、梁剑波《五官新镜》的实用、刘力红《思考中医》的启发，都点滴拓宽着我的中医视野。

回望自学之路，多是从理论到理论，未曾实践，更谈不上悬壶济世。但能增广见闻，略窥传统医学之堂奥，体味其智慧与仁心，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