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新墟插队知青在东水瀑布前留影。

钟雅清（右）和女队友下乡前在阳江北山留影。

下乡知青参与东水“古法造纸”，这是一项带技术性的繁重劳动。

知青苏增旭、黄立芳伉俪在东水大队宣传队表演《逛新城》。

2015年，插队新墟公社的知青50年后再聚首。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广大城市知识青年义无反顾，掀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的热潮。

1965年5月，阳江县城356名街道待业青年在热闹的锣鼓欢送声中，风尘仆仆来到素有“阳江西藏”之称的新墟公社，被分配到新墟、湖尾、田安、禾塘、东水等13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加上后来安置的人员，新墟农村的插队知青共442人。从此，这批青春焕发的知识青年便在这个贫穷的山区深深扎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劳动中用知识和毅力改造这里的山河，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印记与生动感人的故事——

■ 文/高燿光   ■ 图/新墟插队老知青提供

“金凤凰”望夫山下喜结连理

1965年5月4日青年节这天，当数十位阳江城里的知识青年肩扛背驮行李，沿着10多公里的崎岖小道从禾塘车站攀爬到东水大队部的时候，个个汗流浃背。面对眼前的群山竹海，有人惊叹不已：“如此人间仙境，我们应该大有作为呀！”话音未落，前来迎接的各个生产队的队长纷纷上前呼唤他们的名字，在一阵阵笑声中，他们扛起行李，分别朝半山腰密林里的自然村走去。

河坪生产队坐落在东水河边的河坪自然村，村子不大，只有20多户人家，村民们除耕种少许水田之外，主要靠制造土纸和售卖竹木作为经济收入，日子过得既艰辛，又默默无闻。自从来了两男两女4位知青之后，村子笑声、歌声不断，一下子热闹了起来。领头的知青叫梁宝钦，他个子高挑，脸宽腰圆，浑身朝气蓬勃，白天带着几个青年伙伴跟随社员们早早出工，下田插秧，上山砍竹；晚上走家串户，与乡亲拉家常，很快便与村民们打成一片。当发现村中识字的社员寥寥无几，村里文化气息非常缺乏时，梁宝钦、钟雅清几位知青在村里办起“扫盲班”，每晚定时教社员识字学文化，唱毛主席语录歌，还将生产队的一间空置房子改建成文化室，发动城里的亲戚朋友捐赠一批“红宝书”和书报送来供村民阅读。梁宝钦还发挥聪明才智，在文化室的墙上绘图编墙报，给小小山村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通过几个月的实习和磨炼，下到河坪生产队的4位知青基本掌握了村民们的生产技能，他们像当地社员一样，头戴竹帽，赤着双脚，腰间系着装有锋利砍刀的小竹篓，穿梭在林海中砍竹伐木。一日，身材苗条的钟雅清和社员一起扛竹下山，因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滑倒了，80多斤重的竹子压在她瘦弱的身上，动弹不得，幸好走在后面的一位社员闻声发现情况及时解救了她。第二天一早，钟雅清不顾伤痛，又跟着队里的妇女到田上插秧。队长叫她回去休息，但她拒绝道：“农忙队里劳动力欠缺，这点轻伤我可不能偷懒！”田里的社员们都为她喝彩。

很快就到了夏收时节。村后梯田的稻谷即将收割，山上的野猪常常会在夜里窜到田间偷吃稻谷。为了保护这些难得的稻谷，保证颗粒归仓，队里每晚派出社员到田头的竹寮上敲打竹筒驱赶山猪。这是一项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很少有女社员参加，但钟雅清坚决要到现场去见识见识，队长无奈，只好派她跟随社员李友发值夜。他俩刚刚爬上田头高高的竹寮，借着朦胧的月光，只见一群每头几百斤重的山猪，瞪着蓝蓝的眼珠向稻田里扑来。钟雅清一下子被吓得目瞪口呆，李友发急忙敲起大竹筒，但这群野兽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在稻田里大奔大咬起来。钟雅清急问：“阿发，怎么办？”李友发镇定地说：“别怕，我有办法！”话音未落，他把带来的一串爆竹点燃，放到竹寮上的一个铁桶上，“砰砰”的响声，吓得野猪落荒而逃。这一夜，钟雅清和李友发又敲竹筒，又烧爆竹，终于守住了稻田的平安。在回村的路上，累得头晕眼花的钟雅清对李友发感叹：“熬了这一夜，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了。”

彼时，知青参加队里的劳动，第一个月劳动日记10个工分，而驾驭水牛耕田、水碓舂竹捞土纸等技术兼力气活，每人记12分（不出勤不记工分）。对知青来说，一年到头所赚的工分兑换不了几个钱，生活费用大部分要靠家里接济。但梁宝钦就是不认输，他专挑最脏最累工分最高的活干，绝不让别人小看。一年下来，他学会了村民讲的客家话，当了生产队会计，而且驾驭水牛耕田、捞纸等最难干的活，他干得有板有眼，年终结算，梁宝钦成了全生产队取得工分最高的劳动力。看他光着膀子，脖子上系着一条长汗巾，赤着双脚站在竹浆槽前弯腰捞纸的身影，村民都说他是地道的山里汉子！

梁宝钦的出色表现，让村民们刮目相看，更令同来的伙伴们敬佩。尤其是女知青钟雅清，更是被他的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精神暗暗折服。在共同劳动和艰苦生活中，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村里人得知，这对恋人分别是阳江一中和广东两阳中学高中毕业的优才生和文艺尖子，纷纷称赞这对青年“郎才女貌”，是城里飞来的一对“金凤凰”。在村民、社员们的赞许和支持下，梁宝钦和钟雅清在劳动中表现更加出色，还挤出工余时间在村里大搞文娱活动。梁宝钦既当导演，又兼伴奏，钟雅清一边伴舞一边独唱，甜美的歌声穿过竹海飞上云崖，把河坪村的男女老少都吸引到文化室来观看。沉寂的小山村有了歌声、笑声，更加充满生机，热气腾腾。

河坪村精神面貌的改变，不仅轰动了东水大队，还吸引了其他山村生产队的社员前来参观学习。梁宝钦热情地向来访者介绍经验，还主动带着钟雅清和队里知青到各村指导文艺演出排练。在他们的带动下，东水大队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这年秋天，当杜鹃花染红东水河两岸的时候，在贫下中农的祝福声中，梁宝钦和钟雅清喜结连理。他们没有新房，也不举办婚宴，纯粹的爱情在村民质朴的祝福中开花结果。

1966年，在钟雅清、梁宝钦、苏增毓等文娱骨干知青的带领下，东水大队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知青们白天辛勤劳动，夜晚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东水山的秀丽风光，赞扬大队里的好人好事。每到一处演出，都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东水知青文艺宣传队的精彩表演，在新墟镇引起强烈的反响。公社党委顺应广大群众需求，以东水知青文艺宣传队为班底，组建新墟公社文艺宣传队。在新的舞台上，知青们的文艺才华得到充分施展和发展：梁宝钦身兼编导与演员，他的手风琴独奏令人陶醉；钟雅清与其他女演员带来的民族舞蹈青春靓丽；苏增毓和黄立芳演唱的《逛新城》更是艺惊四座……丰富多样的节目，让农民观众眼前一亮，赞不绝口。

为了扩大毛泽东思想宣传范围，新墟公社文艺宣传队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到边防部队以及儒洞、沙扒、上洋等周边公社演出，还代表县里参加文艺汇演并获得好评与奖励。

望夫山下，东水河畔，梁宝钦和钟雅清这对“金凤凰”引领的新墟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展翅飞翔……

“土专家”点亮乡村万家灯火

1965年初夏，新墟公社东水大队深冲自然村传出一则消息：村里的年轻人学雷锋做好事，免费为贫下中农修理农用机械和电器。消息如春风般迅速传遍东水周边的村村寨寨，不少人带着怀疑与好奇，纷纷赶到深冲村一探究竟。

原来，这项善举是由村里新来的几位知识青年发起的。他们在知青屋门前挂起“免费修理农机和电器”的牌子，凭借在城里所学的本领，为村民排忧解难。消息传开后，四乡八里的农民们纷纷将打谷机、柴油发电机、喷雾器等农具，以及家中损坏的挂钟、收音机、手电筒等物件送过来，小小的泥砖屋子很快就被堆得满满当当。

领头的知青名叫苏增毓，他个子不高，却眼神灵动，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一看就是点子多、技术强的“精灵鬼”。据说他家世代都是能工巧匠，受家庭熏陶，他对机械和电器维修有着过人的天赋。无论多么复杂的“疑难杂症”，他用从家里带来的万能电表一检测，总能迅速找到问题并修复。往日村民家的挂钟坏了，得拿到20里外的望夫圩修理，等了一个半月都没修好。如今到了苏增毓手里，不到片刻工夫，挂钟便重新“嘀嘀”转动起来。看得围观的村民们目瞪口呆，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为“苏妙手”。

就在苏增毓这群知青一边辛勤劳动，一边将学雷锋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席卷到东水山。大队书记老叶召开干部会议，并邀请苏增毓、冯仪发等知青代表列席，共同商讨东水掀起学大寨高潮的具体方案。会上，部分干部主张大力开山造梯田，发展粮食生产。苏增毓、冯仪发等知青却提出不同看法。他们分析东水的地理条件和传统生产习惯，认为应大力造林种竹，继续发展造纸业，同时大胆提出兴修水利、建设水电站的设想。两种意见激烈碰撞，争论不休。最终，在叶书记的协调下，大家统一思想，采纳了知青们的建议，决心以大寨精神为动力，大兴水利建设，首先启动水电站建设工程。

然而，建设水电站困难重重。没有专业的勘察设计人员，建设资金也严重不足。面对这些难题，苏增毓、冯仪发等知青主动请缨勇挑重担。他们跋山涉水，深入山林，仔细调查水利资源，反复勘察地形，精心摸索设计方案；同时，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各生产队群众的意见，争取大家的支持。

经过不懈努力，水电站的设计方案终于拟定。苏增毓等人带着图纸来到县水电管理部门审核。技术员看着图纸，惊讶地问：“这是谁设计的？”苏增毓红着脸回答：“山里太穷，请不起专家，只好由我们几个知青自己勘察绘制。”技术员一听赞叹道：“难怪！虽然图纸不够规范，但设计思路合理。这个水电站规模不大，用岩石加钢筋水泥做基础，足够坚固。你们几个‘土专家’赶紧回去做开工准备，过两天我们单位的技术人员就下去现场指导。”这番肯定让知青们备受鼓舞，他们迫不及待地赶回东水山，向叶书记汇报。

在县水电部门的支持下，东水大队迅速组织各生产队的能工巧匠和主要劳动力，投入到水电站建设中。大家团结一心，日夜奋战，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一座凝聚着众人心血的水电站终于在东水河上游建成。通水发电那天，整个大队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社员们敲锣打鼓，齐聚电站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夜幕降临，十多公里长的山沟里，村村亮起电灯，如繁星闪烁，照亮了曾经黑暗、沉寂的山村。

有了电，东水大队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队购置了电话总机，由苏增毓等知青负责值班管理，各个自然村也通上了电话，东水成为20世纪60年代全县率先拥有电灯电话的生产大队，令人羡慕不已。电力的引入，不仅解决了山里人的照明问题，还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生产队的造纸打浆、捞纸、开纸等繁重的手工劳作，被机电设备代替了；碾米加工等生活琐事，也能用电动磨米机轻松解决，生产效率和效益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电话通信的畅通，加强了东水山区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对山区民兵调动和防空哨所建设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时光荏苒，如今距离那段岁月已有60年。曾经偏僻落后的东水大队，已发展成为繁荣富裕的生态旅游区和名茶产销基地。但东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艰苦创业的历史，不会忘记知青们与他们并肩奋斗的点点滴滴。知青们用智慧和汗水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深深足迹，早已铭刻在东水老百姓心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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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56年10月25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概念，这是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则始于1955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获得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80年，对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组织和动员上山下乡。至1981年，轰轰烈烈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

上山下乡主要是城市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后扩大到机关干部，有下到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两大模式。顾名思义，插队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

阳江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第一次发生在1964年9月27日，554名县城知青到新洲公社，在各生产队插队落户。第二次则如本文所述，356名知青插队到有“阳江西藏”之称的新墟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