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27日，阳江县江城镇500多名高中、初中应届毕业生及城里待业青年，响应党和国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积极报名到新洲公社插队落户，掀开了阳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那一年，我未满18岁。

9月26日傍晚，500多名下乡的知青，县里和江城公社的干部，知青家长代表，齐聚江城第三小学操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时任阳江县副县长黄佩玲同志、江城公社的刘世英书记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知青代表也上台作了满怀豪情的发言。

誓师大会后，进行了盛大的绕城巡游。长长的队伍从江城三小出发，经南恩路、龙津路、环城路再折回南恩路至江城公社门前。一路上，我们高呼“以农为荣，以农为乐，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口号，高唱《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沿途街道两边站满了居民群众，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跟着我们呼喊口号，高唱歌曲，一时间，歌声、口号声响彻江城上空。

第二天早上，在喧天的锣鼓和激昂的口号声中，我们和送行的父母作别。父母一边替我们整理衣服，一边带着哽咽殷殷叮嘱。我们分组登上停在环城路武装部门口的十多辆大客车。车头系着大红花，车两侧挂着“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以农为乐 以农为荣”等标语，送别的家人们眼含泪水，依依不舍地挤在车窗下，此情此景仿佛战争年代父母送儿上战场。黄佩玲副县长、刘世英书记上车和我们话别。

车队徐徐开动。突然离开家园，离开亲人，我们一时间情绪有些低落。带队的领导见状，马上说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话，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缓解了大家的情绪。

很快，车队到了尖山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车辆人员过河要下车搭车船渡过河后，再登车继续出发。那时的公路远没有现在的水泥路这么平坦笔直，汽车在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泥土路上行驶，时而上坡时而下坡，不时还来个急转弯。车速不快，最多二三十公里，用了几个小时才赶到寿长渡，车队就停下不走了。

原来，由于组织者没考虑到潮涨潮落的水文变化，寿长河退潮了，车船渡搁浅在淤泥中，汽车过不了河。幸亏先头的两辆车已经过了河。后续的我们只能走河中的横水渡过河，再由过了河的汽车接驳。横水渡实在太小，一次只能载十多二十人，由艄公摇橹摆渡过河。

直到下午三点多，我们才全部过河登上前往新洲公社的车。这时我又渴又饿，肚皮都快贴脊背了。好不容易到了新洲圩，新洲供销社早就准备好饭菜等我们到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灌了几大口凉白开才端起饭菜狼吞虎咽，三两下就把按干部下乡标准安排的“四两三毛”的饭菜消灭了。（那时干部下到村里在农民家里搭伙食，都要交给农民四两粮票三毛钱。）

我们这个知青小组六男二女，被分配到石岗大队濛田村第二生产队。队长元初叔驾着牛车来接我们，大黄牛拉着我们沿着牛车路颤颤悠悠来到村里。（这路很特别，路中间是人们长期走出来的小路，两边是长年累月经牛车轱辘来回辗出来的凹槽，就像在电影里见到大城市的有轨电车陷在地里的轨道一样。）队里安排我们住进两间屋子，是原来生产队的牛舍，男生住的房子较小，不到十平方米，女生住的稍大一点，也就十多平方米吧。进门就是厨房，后边是二位女生的寝室。屋内斑驳的泥砖墙壁新抹了一层白灰水，地下也新垫了一层泥土，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牛尿牛粪骚味。生产队的干部做了丰盛的晚餐欢迎我们的到来，有鱼有肉，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如此美味。饭后，社员们迟迟不肯散去，热情地围着问长问短，让我们有一种到家的亲切感觉。

下乡的第二天，听说队里几个人要进山砍伐树木，我缠着队长想跟着去。队长见我年龄小，身板孱弱，不想带我去，后来奈何不了我“死缠烂打”，只好答应了。

在队长的带领下，我和几个社员扛着大锯，拿着砍刀等伐木工具，沿着紫罗山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山谷里怪石嶙峋，山涧流水潺潺，山上云雾缭绕，白云不时从山峰飘过，一幅蓝天白云、高山流水的水墨画展现在眼前。身在其中，我的心情轻松舒畅。

进入深山就根本没有路了。我们时而走在山梁上，时而顺着山坡走到山谷中，攀着长满青苔的大石头向上爬，险象环生，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再美的风景也顾不上欣赏了。幸亏队长时不时拉上一把我才没掉队。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我累得满头大汗，坐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扯风箱”。

离山谷不远处的山坡上，长着一棵不太高但挺粗大的树，一个人抱不过来，刚好用来制作牛车的车轱辘。大家稍事休息便进行分工，两人就近砍伐木头搭建锯棚，两三个人负责把大树锯倒裁好，把裁好的木头架在锯棚上画好线，再用大锯上下拉扯把木头剖成几块。不然那么大的木头谁能扛下山？

队长安排我做午饭。我想不就是做饭吗，小时候在家里就常做呀，简单得很。我架起饭锅打来山泉水，捡来干树枝，把火烧得旺旺的，水烧开了，米粒在锅里欢快地翻滚着，好一会儿揭开锅盖看到锅里的水差不多干了，便把火弄熄，任由那饭在锅里焖着。我心里想着，这饭一定香喷喷的，不会让大家小看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打开锅盖，只见上面一层米饭半生不熟，连忙用饭铲把上面那层翻过来压实，洒点水，再烧把火把饭煮透，可想不到火烧大了，反而把锅底的饭烧煳了。大家吃午饭时发现这饭真有特色：下焦中烂上夹生！我糗大了，红着脸向大伙道歉。队长连忙安慰我说：“亚仔，不要紧，多做几回就能做好了。”他还幽默地说道，这饭好呀，香喷喷的，而且还耐肚子。大伙都笑着嚼着瓜咸萝卜干，喝着山泉水，吃下了我做的夹生饭。

下午，队长他们扛着锯开的大木头，而我把三根小碗口粗约一丈长的树干用藤条绑好，扛在肩上试了试，大约三四十斤重。队长叫我别扛那么多。我想在家里常挑水，一担水也有五六十斤重，就没听队长的。队长提醒我，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一定要保持身体平衡，脚步稳实，要不然脚底一滑滚下山就不堪设想。

我扛着木头随着大伙翻山越岭，爬高爬低。走在山谷中，时不时要先把木头顺着山岩放下，自己慢慢滑下去再扛着木头前行。我扛的木头较长，走在崎岖的山路，不是这头碰到山壁就是那头被藤蔓缠着，走着走着，肩膀上的木头越来越重了，脚步越来越凌乱，搞得我狼狈不堪。无奈只得听队长的，半路丢了根木头……最后我只扛着一根木头，筋疲力尽地回到村里，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我们这一代人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和教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向秀丽等英雄事迹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大家终生难忘的事。

1965年，刚忙完“双夏”，进入田间管理阶段，时值农闲，村里的妇女们纷纷上山打柴割草，为自家储备烧火做饭的燃料。邻队的知青小组一行9人也随着上山。见到小山坡上长满茂密的山草，他们高兴坏了，马上开割。中途累了大家就坐在草地上休息。一个男知青烟瘾来了，拿出卷烟点火，可是山风很大，一盒火柴差不多划完了都没点着手中的烟卷。这时有人提议不如拢一把山草点燃，就着火堆点烟。大家觉得这方法可行，马上拢来一把山草，最后一根火柴终于把火点燃了，正高兴时，突然一阵山风把火吹到附近的草丛，这下不得了，火随风势很快就把山坡上的野草烧了一大片。突然而来的变故吓得知青们六神无主。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名叫谭纪的知青连忙扑向火场，侧身卧倒滚动，想着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把火压灭。这时村里一个名叫彭强的社员正好下山，见状马上赶来，指挥吓得惊慌失措的知青们砍伐树枝，用树枝拍打山火。在彭强的带领下，知青们有了主心骨，情绪很快稳定下来，没多久就把山火扑灭了。

回到村里，队长荣佳叔闻讯匆匆赶来。只见谭纪的胳膊、胸膛等多处被火灼伤，满是水泡，有的水泡穿了，流出血水。荣佳叔半带生气半带心痛地说：“阿纪呀阿纪，你咋这么傻，用身体去扑火，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你妈妈把你交给我们，万一出事了，你叫我们怎样向她交代呀。”这时谭纪正被伤痛折磨，他强装无事地说：“我这不是没事了吗，想起那些革命先烈，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荣佳叔和村里懂点医药的社员，连忙找来山草药捣烂为谭纪涂抹敷药。

在生产队社员的精心护理下，谭纪的伤渐渐地好了。这里还有个插曲，荣佳叔的女儿在护理谭纪的日子里，两人彼此产生情愫，偷偷地谈起恋爱来了。后来因某些原因两人分手了，一段美好的姻缘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