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星，对于文学读者来说，现今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其实他出名很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是一位活跃的人物。南星原名杜文成，河北怀柔（今属北京）人。1936年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四十年代初任北大文学院英文系讲师，与朋友辛笛、金克木、张中行等交往密切，日后这些人都成为诗坛和学界的著名人物。在北大时，主编文学刊物《绿洲》，1946年又与诗人路易士（纪弦）等合编《文艺时代》。这是战后北方唯一的一家大型文学期刊，上海《大公报》评价说分量“沉重”，在读书界颇具影响。

南星著有诗集《石像辞》《离失集》《春怨集》《三月四月五月》；散文集《蠹鱼集》《松堂集》《甘雨胡同六号》等。此外，还有一些翻译作品。

藏书家姜德明说：“半个世纪以来很少人再提起南星的名字，海内外都不曾印过他的书，不知为了什么。”海豚出版社2010年印过薄薄的一册《甘雨胡同六号》；直到2023年出于偶然的原因，诗文集《寂寞的灵魂》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而此时，距诗人、作家、翻译家南星去世已经快三十年了。

南星的作品不但不为读者所知，甚至连他的名字，大学文科教材以及相关的文学史著作也都不曾提及。如此看来，他确乎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名“失踪者”。

假使按图索骥，无论朝任何一个方向查考，除了失踪，都没有更好的结果。

1、时代的“边缘人”

1949年是一个大转折的年代。随着“三大运动”的进行，全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当此鼎革之际，南星早已离开北京，远赴偏僻的贵州教书了。1951年返回北京时，全国文联、作协已经成立，大家都是“单位人”。南星脱离了文艺界，单位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从事英语教学，直至1971年退休。在此期间，他远离斗争的漩涡，平时，他绝少参与学院外的活动，绝少与往昔的朋友来往。学院的高墙把他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隔开了。

这种生存状况，与自由散漫的青年时代很两样。马雅可夫斯基在诗里写道，“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身旁走过。”南星也好像“斜雨”一般从大时代的边缘走过，周围的目光都疏忽了他。

2、散文：文体的次角色

文学体裁有不同类别，本不分级别；在文学史的演进中可能盛衰有期，却不可据此判断孰优孰劣。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影响到文学、审美，甚至于文体形式本身，竟有了雅俗尊卑之别。古人重诗文，轻小说；《诗经》中的“风雅颂”，“风”是俚俗的，低一级的；诗词中诗是正宗，词叫“诗余”，等等。这是一种很怪异的文体歧视现象。

在国外，诗和散文有很崇高的地位，不见得比小说卑贱。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斯威夫特，德国的尼采，美国的爱默生、梭罗，都很受推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中，诗歌且不说，柏格森、丘吉尔、罗素等人的著作就是靠散文体完成的。鲁迅以战斗的杂文见长，被称为中国的伏尔泰，然而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讥评为“杂感家”。杂感固不待言，小说因为太短，没有长篇存世，时至今日，仍为专事炮制长篇小说和电视肥皂剧的作家所鄙夷。

散文在当代不被重视可以想见。整个五十年代没有较为突出的散文家。六十年代有人总结出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一例都是颂歌式的，歌颂“三面红旗”“反帝反修”。这时的冰心，已不复有《往事》《寄小读者》那样赞颂母爱童真的清词丽句，唯有与杨朔一路的《小桔灯》。

当今散文日趋新闻化、小说化，多以叙事为主，篇幅愈来愈长，且是大白话。散文逐渐丧失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固有的优长之处，尤为缺乏个人笔调，无法窥见作家灵魂的颤动，闻不到生命内部散发出来的气息。

南星亦诗亦文，诗文一体，都是短制，内容调性庶几近之。他把他的诗称为“可怜的小东西”。他的朋友辛笛的诗也都很短，意境颇相类似，而更倾向于“做”；而南星的诗，比较起来要自然清朗得多。辛笛的诗后来在台湾很有影响，如果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九叶集》，我们的文学史将会遗忘这位有特色的诗人。实际上，南星就这样被遗忘了。他的散文，也像诗一样“可怜的小”，最长的《露斯》，也不过三千余字。他不但写得短，而且写得少，加以那种几乎说不出具体内容的梦一般的文字，自然不为势利的批评家所喜。

3、题材：不能承受之轻

从延安时期开始，即倡导作家“深入生活”。这里的生活，指的是社会生活，工农兵生活，与政治形势紧密联系的生活。以这种集体生活为题材，包括生产、运动、事件、战争等等，均被列为“重大题材”。

关于重大题材带根本性质的观点，最早当来源于苏联“拉普”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对文学创作所作的限定。它要求作家反映“社会主义现实”“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与此相对应，强调“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的创造。在中国，左联深受影响，当时即有“中心主题”之说。新中国成立后，重大题材有着更权威、更优先的地位。魏巍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一纸风行，闻名遐迩，可以说是开风气的。

南星的散文，几乎与这种风气相反，走的几乎是现今无人涉足的林中幽径。他所写都是个人题材，日常生活，朋友往来，四时景物；写凡庸，写细琐，写闲静。总之，以自我为中心，主题单一，题材单调，但都非重大。

姜德明最早把南星同阿索林联系起来，这是有眼力的。南星确实追慕阿索林，在《寂寞的灵魂》中首先说到这位西班牙作家的名字。他为文的结构、文字、情调，都近似阿索林。但是，有一个不大一样的地方是，阿索林写过许多人物，都是有形象，有故事的；而南星笔下的多位朋友，除了金克木，只留下模糊不清的身影，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出现在他笔下的人物，除了朋友，便是房东，邻居，卖水果的，卖夜食的，赶车的，驴夫，更夫，求乞者，都是极普通的人。而这些人，也不过寥寥几笔速写而已。南星的写作很奇特：朋友本来是他叙事的主要对象，然而他不写朋友，写的是朋友之间；正如他写生活，多不重生活自身的形貌，而在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所有的人物、事物，都回到他的心里，留在他的记忆里，最后变作了他自己。阿索林称，他最满意的是“亲切”。而南星所要的，无非也就是这份亲切。

所谓亲切，无论人或事物，在南星这里都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参与饮食起居的一切。博尔赫斯说阿索林：“这个人似乎对繁琐小事感兴趣。”这句话正好移用于南星。南星用散文写过几篇评论，其中说到英国的露加斯（爱德华·卢卡斯），其中有这样一段：“最普通的事物也能引起他的兴趣，而那兴趣比别人深得多，这就是说他的天才让他从黄昏中发现光辉，从枯燥的颜色中发现美，用独有的见识去观察一件东西而与之造成着的关系。人们赞赏伟丽的老建筑，而他爱素朴的古城：人们舍弃了不合适的东西，而他珍视它们，因为它们也会有用处，甚至有新东西所不及之处。”这段话，同样可以移用于南星。

南星不断写到故地、故居、“自己的屋子”。《东城》写一种既渴念，又虚怯的心态，表示总有一天要去一次东城，但又怕那个地方会对他特别生疏，不以他为故人，却以他为他乡的生客。南星不断回想和友人在一起时的情景，在《甘雨胡同六号》里写他们念诗，闲谈，阅读，守着院里的丁香，看它们生芽，开花，叶子一天天丰润，但也不曾疏忽刺柏和枣树，以及亲植的丛花。还一起享受清凉的雨和美好的阳光，在月光柔和的影子中静坐，祈祷，做长长的梦。《走在一条长长的河岸上》的结尾：回顾，瞻望，缱绻低回，堪称一段美文。可是，如此花费篇幅诉说一种情怀，在当下活在快节奏的日子里的人们看来，不是太奢侈了吗？——

我又去探望了远处的果树。海棠和梨的神态都依旧，其中的一株却没有生芽。如果它疲倦了，休息一二年也是好的。如果它永远不再随着季节变化，只要不被人除去，到冬天不仍然是一株可喜的树么？我好常常望着它那淡黑色多纹的空枝，等远方的人回来。那时候他必对我讲说许多年的丰富经历，我必对他讲说我的最艰苦最平凡的故事，然后，若恰巧是春天，我们看着这儿的海棠花朵和久枯的梨树，必有长久的沉默。

南星不厌其详地写他住地的庭院，这是可以想到的，因为那里存贮着一年四季，而每个季候都是静默美丽的。院落里堆放着成捆的玉米叶子，有他喜爱的牲畜、鸡鸭、长尾的鸟雀。当然，他写得最多的是各种花树；夜来还有访客，便是各式的小飞虫。

还有更琐细的日常描写。这个很像阿索林的闲逛者，居然想到自己在家里做饭吃。《迟暮》中，他寻问油盐店，先买了小锅，再到米店买米。仅买小锅，既写了挑选和等待的过程，又写了烦躁到轻松的心绪变化。及至买米，他写道：“我见了堆簸箩中的深黄色的米，真觉得伤感而是安慰，它们与我别离太久了，我们之间充满难解的故旧之情。”然后是如何洗米，如何生火，如何坐到饭桌前，接着是：“灯下的热气仿佛是第一次在屋子里旋绕着，那温暖之感引我回到遥远的记忆里去”，云云。

都是微末不足道的素材，可是，却都是南星所爱的，用心摩挲过的，难怪他小题大做了。任何崇高伟大的事物，从来与他无关，他说自己是爱听“细弱的歌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