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中毕业，作为班长自告奋勇报名到农村去，却没想到，那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年。本想着在农村老老实实做几年农民，才干了两三个月农活，竟然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当然，那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年份——1977年。

在“文革”年代，我们学到的知识非常少。尽管恢复高考第一年所考的题目非常浅，浅到现在的初中生也能轻松地合格，但对于我们这些学工学农多过学文化知识的中学毕业生来说，大学还是高不可攀的龙门。不用说，我这个没学好文化知识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在恢复高考的第一轮筛选中落败了。但我立马响应继续参加高考的号召，决心从初中课程开始学起。

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们高中毕业生的福音，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各方万众一心为考生提供方便。我所下乡的人民公社的粮管所，慷慨地腾出二楼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供职工家属集中备考。当然，他们没有因为不是粮管所的职工家属而拒绝我这个从城里来的知青，当地的学校也破例让我们进课室旁听，粮管所的饭堂更是贴心地为我们解决一日三餐。

1977年的高考在12月进行，我们五位考生从考场出来就搬进了粮管所的房子。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斤两，未等放榜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书本。

阳江真正的冬天在初春，学校放寒假之前天已经冷了。下课铃声响了，我更加焦急，一道数学题还未弄明白。

数学老师姓何，是一个和蔼的老头，也是学校教导主任。我没有立即回粮管所，而是在学校空地上等他从饭堂里出来——空地的树荫下有石台石凳。

何主任端着午饭出来，见我拿着课本在等他，便把装着热饭的搪瓷饭盒放在石台上，像教自己孩子一样，耐心地为我讲解，生怕哪个环节我没听懂。当我满意地点点头准备道谢时，才记起他搪瓷饭盒里的饭早凉了。而他却心满意足地朝我笑了笑，一副仿佛取得了重大胜利如释重负的表情——他没想过自己那盒饭还能否下咽。

回到粮管所，我才想起自己的麻烦——现在过了午饭时间，饭堂里已经空无一人。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别说饭堂，就是饭店，过了饭点也得关门。看来，我这顿午饭要比何主任那盒饭更凉了。

忽然，从厨房里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粮管所的炊事员琴姐。这个比我大几岁的姐姐没踏着下班时间走人，而是一直在等着我回来。

琴姐走到炉灶前，揭开那口大锅的木盖子，拿出热气腾腾的一个陶瓷碗头，里面盛着我的午餐。

我们五位同学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黑下来的，反正到饭堂吃了晚饭就开始复习，学到困了才睡。我们不知道一楼大厅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什么电视剧，但知道琴姐就住在隔壁。这让我们这些备考生多了个顾虑：会不会因为我们晚睡而影响到琴姐休息？她可是要很早起来煮早餐的啊！

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带来的衣服明显不够。那时候，每人每年限量供应布匹一丈三尺六寸，并非我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面对寒冷，我们久坐之后起来蹦蹦跳跳，一方面伸伸懒腰，另一方面也暖暖身子。忽然有人敲门了，是琴姐的声音：“麻烦你们开开门。”

我们五人同时露出愧疚的表情，每个人的内心都在说同一句话：“糟糕，吵到琴姐了。”莫说这地方是粮管所无偿提供给我们备考的，就算是自家屋子，影响邻居也是很不礼貌的。

我们决定开门向她道歉，谁知还未开口，琴姐就递过来几条热气腾腾的木薯，只说了一句：“天气冷，吃点热的东西暖暖身子。”

一时间，我们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连一句“谢谢”都来不及说，琴姐就已经回到她的房间里去了。

第二年，我回到城里。阳江一中、阳江二中这些当地名校，全都开放教学，专门给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了的学子补回十年的损失，他们在学校的大礼堂开设公开课，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去听课。不过，由于条件有限，我们只能站着听课。最感人的是，阳江一中安排住在甘泉路教师宿舍的老师晚上开设辅导课，小院里挤满了聚精会神倾听的备考生，阻塞了教师家属出入的通道。然而，公开辅导课每晚依旧，没人投诉，没人埋怨，更没有老师想过要收取补课费。

1979年，我们五人全都考上了大学。后来，有人成了教授，有人被分配到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