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路》 (法)勒克莱齐奥 (中)董强 合著

《神州集》 (美)庞德 著

《发明中国诗》 谭夏阳 著

□ 杨 勇

中国古诗从汉学翻译和研究领域进入海外，如同星辰般照亮西方诗坛，西方现代文学史烙上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

从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诗对中国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古诗在以往岁月传往海外而对西方诗人构成的触动，并不比中国诗人阅读西方现代诗逊色。中国古诗近三百年的西传历程，有诸多引人入胜的逸事趣闻，在《发明中国诗》一书里，谭夏阳娓娓道来：从马勒《大地之歌》中唐诗的神秘身世，到庞德《神州集》带来的诗歌革新；从中国诗对意象派诗歌的革新引领，到美国两次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受中国诗的深刻影响……

奇妙的西行旅程

西方汉学家和诗人作家，怀揣对中国古诗的高度热情与关注开始翻译，主要由两个群体展开对中国诗的传播。第一个群体是以韦利、白英、波特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他们精通汉语，采用诗歌比较的方法，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把握中国古诗的风格，提高中国诗在西方的接受度，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与中国学者相比，西方汉学家们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批评传统，这使得他们有别于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往往能另辟新章，跳出中国的传统学术语境，让研究重心重回诗歌文本本身。第二个群体主要由西方各国的诗人、作家组成。这是一群庞大且闪亮的名字：庞德、米沃什、洛厄尔、王红公、斯耐德、迪金森、金斯堡、赖特、帕斯、勃莱、默温、史蒂文斯、威廉姆斯、惠特曼、摩尔、奥利弗、赫斯菲尔德、吉尔伯特、布罗茨基、扎加耶夫斯基……国外诗人对中国诗的喜爱与接受度，从王红公对钟玲说过的话中可见一斑：“我认为中国诗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的诗。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的法则。”

在西传的历程中，中诗西译形成了多样化的翻译形式和策略。西方研究者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倾向于直译押韵诗体，体现中国古诗文以歌咏的特点；二是采用散体形式译诗，不在乎押韵，只讲究神韵；三是奉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种翻译更加随性自由，不乏误读与误释，但真实反映出文学翻译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出乎意料地受到目的语国家读者的接受。关于欧美诗人对中国古诗的态度，谭夏阳认为：在他们眼中，中国古诗与中国现代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区别最明显的文本形式、韵律节奏都在翻译之时被无形地抹掉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过翻译的古典诗歌比一些欧美的现代诗歌还要优秀。用西川的话总结说，从翻译过去的那刻起，欧洲人和美国人就已将中国诗歌视为他们可吸收的、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当珍贵的一部分，而从来没打算什么时候给中国还回去——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诗的贡献无疑是无可替代的。

海外文化的中国符号

中国古诗从汉学翻译和研究领域进入海外，如同星辰般照亮西方诗坛，西方现代文学史烙上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符号。在《发明中国诗》第四章“效法中国诗”中，谭夏阳以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变迁为例，阐释了何为中国诗热潮。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一次运动，大量吸收中国诗营养，关注中国诗的句法与意象。谭夏阳在书中引用学者赵毅衡的论述有力佐证了中国诗对美国现代诗的巨大影响：当时受中国诗影响的“新诗人”有30多人——“几乎囊括了美国诗歌一整代”。美国第二次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又奇异地与中国诗联系在一起，新一代美国诗人专注于探究中国诗所蕴含的道与禅的精神，从中体悟东方古典意境与美学核心，从而成为这些垮掉派寻求精神寄托的出路。比垮掉派稍晚一些，美国诗坛出现了深度意象派，由勃莱与赖特发起，主张发挥诗人的主观想象力，表达诗人独特的感受，这正是中国古诗的精髓所在。由中国诗引起的热潮不断翻涌，中国诗的魅力在海外持续发酵，直达当代。关于中国古诗对美国新诗的影响，谭夏阳在书中引用了摩尔一针见血的看法：“新诗似乎是作为日本诗——更正确地说，中国诗——的一个强化的形式而存在的，虽然单独的、更持久的对中国诗的兴趣来得较晚。”这个论断有力说明，美国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中国热。无须讳言，美国现代诗乃至西方现代诗，伴随着中国古诗的影响而发展壮大起来。

西方诗歌巨匠的中国诗情结

阅读中国古诗对于当代欧美诗人来讲是一件重要的事。毋庸置疑，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诗影响的欧美诗人，有一串长长的名单。这里不乏一些在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大咖，比如庞德、摩尔、布罗茨基、米沃什等。

庞德在担任叶芝秘书期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东方文化兴趣浓厚，1914年整整一年，足不出户翻译中国诗，1915年出版《神州集》，在西方文坛引起巨大反响，里面的译诗被各种选本纷纷转载，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一方面，庞德为这些翻译的中国古诗注入了新鲜气息，复活并更新了它们，开创了中国古诗的现代传统。另一方面，《神州集》也为庞德带来了赞誉，被认为是他出版的诗集中最为出色的一部。福特甚至赞美说：《神州集》是用英语写成的最美的书，如果这些诗是原作而非译诗，那么庞德就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在翻译过程中，庞德敏锐捕捉到了中国古诗表达情感的含蓄和具象化，有别于浪漫主义诗歌的直抒胸臆直接咏叹，中国古诗善于将客观意象的塑造作为言志抒情的自觉手段，这种通过外部事物的呈现，含蓄地指向内心感受的创作方式，与庞德的意象派理念有奇妙的共鸣。中国古诗意象并置、意象叠加的呈现方式直接推动了庞德的诗歌创作。他的代表诗《巴黎地铁站》便是一个有力佐证：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

摩尔深爱中国诗，是众多欧美诗人中，最受中国诗激励引导的一个。她本人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充满向往，她的许多诗歌都提到过中国，都涉及中国意象。由于对中国的喜爱，她不断观摩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文化。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艺术的偏爱，多次到博物馆参观中国宋朝绘画展，从1940—1950年代，参观了数十次关于中国文化的展览，甚至收藏中国瓷器、灯具、钱币、茶几、木箱等中式物件，她的寓所摆满这些物件，古老且延续的中国文化让她着迷。这些中国符号多次出现在她的诗行中，她说，有很多诗歌是在无意识中或一丝不苟中写成的。好像某些明朝作品。

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与布罗茨基都流亡美国，都是中国迷。米沃什在国际诗坛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他这样评论中国诗：“古老的中国和日本诗歌从本世纪（20世纪）初开始就对美国诗歌产生了影响。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译者来说，这变成了一个竞赛。”米沃什对中国诗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选编中，他编选国际诗选《明亮事物之书》，大量收入了中国古诗。米沃什主张“客观的诗”，强调诗歌应超越个人情感，关注外部世界与历史。中国古诗中“情景交融”的传统，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和客观描述，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布罗茨基尤其关注中国文化，喜欢《道德经》，对中国诗情有独钟，用俄语翻译了很多中国诗，也写过与中国有关的诗。

中国古诗的永恒价值

了解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诗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如何被阐释、传播与接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方向。中国古诗在国外被赋予新的解读和阐释，有时甚至会与西方的文学传统和审美观念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跨文化交流现象，彰显了独特的吸引力。或许对外国读者而言，诗歌背后诗学理念与情感体验的互通最为关键——中国古诗对自然的态度是天人合一，不将山水视为可征服的对象，而是从山水中找到慰藉；中国古诗常常描述奔波困顿、生老病死、人生无常，展现出人类共同的困境。这些诗歌中人类共通的情感、困惑与期许，让文本超越时空、跨越国度，不断地引发各国读者的共鸣。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与中国学者董强合著的《唐诗之路》中，回忆自己于1962年初识中国诗歌，通过英语译文阅读了李白绝句《独坐敬亭山》，并为诗中展现的人与自然的独特联系而感动。“唐诗——也可以说，一切真正的诗——也许是与真实世界保持接触的最好手段。这是一种交融的诗，引导我们遨游于身外，让我们去感受大自然的秩序，感受时间的绵延，感受梦。”之后，勒克莱齐奥逐渐发现了中国古诗的丰沃土壤，他说：“在这一重读唐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唐诗中蕴含着深刻人性。它产生于对未来的未知与不确定之中，历经战争与饥荒。尽管在我们之间相隔了巨大的时间鸿沟，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感到同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艺术家是那么的近。我们能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是如此的相似。”勒克莱齐奥在阅读唐诗时的此番发现，正是中国古诗的永恒价值。

中国古诗在西方传播多年，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成为西方读者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诗歌被广泛翻译和传播。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一些诗歌的意象、情感和主题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无法得到准确的传达，导致国外诗者一度对中国古诗的理解产生偏差，这些误解后来伴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深入被逐一纠正，一位又一位来自东方的诗人便以诗神的形象呈现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