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戴裔煊先生座谈会现场。

编者按 斯人已去，风骨永存。怀着无尽的追思和敬仰，9至10日，由中山大学、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纪念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戴裔煊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工作时期的老同事、国内外著名高校专家学者及其亲属齐聚一堂，追思先生的学人风骨、传承治学之道。

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邓开颂：

继承发扬戴教授澳门史研究观点

邓开颂在戴裔煊先生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作为20世纪60 年代初入读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邓开颂仍对当年老师授课的景况记忆犹新，最使其尊敬和崇拜的便是戴裔煊先生。“老师讲授世界上古史，他极少看讲稿，眼界开阔、条理分明、侃侃而谈，站在讲台上显得特别稳重、很有吸引力。”邓开颂说，当年只要有戴先生的课，他总是争先占个前排的位置，仔细听课，做好笔记。

1982年，邓开颂踏上了澳门史研究的道路。时任省社科院副院长金应熙老师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太了解澳门历史，不要紧，可以到中大请教历史学家戴裔煊老师，他写过有关澳门的论文，很有深度、水平很高，可以参考并请他指导”。邓开颂说，戴裔煊研究史学多数是从政治史入手，一开始具有鲜明国家民族的立场，戴裔煊认为，西方殖民者对中国早期的侵略是从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的，

邓开颂表示，戴裔煊去世前一年，《中葡联合声明》发表，澳门进入回归祖国过渡时期，戴裔煊应邀谈了对澳门史研究的方法。戴裔煊当时指出：“本人主要从政治史角度来分析和弄清葡人何时入据澳门和怎样入据澳门的问题，从而在重大问题原则方面论证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邓开颂在发言中说，戴先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澳门史研究的队伍中来，建议加强国内不同地区以及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来对澳门史作综合性的研究。

“进一步认识澳门历史研究对澳门社会、历史学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邓开颂说，澳门社会结构的典型性、澳门历史的复杂性是世界罕见的：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当地很快被卷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贸易全球化之中，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使澳门从小渔村转化为今天的国际性城市。他认为，从观察中葡关系史、乃至中外关系史多次出现大幅度变化，优势与劣势相互转移可得出这样的理解：澳门的整部历史，是中国史、世界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

“戴裔煊老师教我写《澳门通史》”

黄启臣在戴裔煊先生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在我心中戴裔煊是一位‘一专多能’的老师。” 黄启臣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戴裔煊学生之一。1957 年 9 月，黄启臣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而上《世界上古史》课程的老师就是戴裔煊教授，他回忆，戴裔煊讲世界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言必称希腊罗马”，而是先讲“古代东方”。在后来的接触中，黄启臣了解到，戴老师不仅教《古界上古史》，还是研究宋史的专家，出版了《宋代盐钞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 年)专著，同时也研究民族学和澳门历史，发表过《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萄牙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等长篇论文。

1982 年夏某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启臣开启了澳门历史研究篇章。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相关内容，他前去拜访了戴裔煊，并在其指导下，开始收集有关澳门历史、尤其是有关澳门对外贸易的中外文资料，历时8 年前往北京、上海、天津、澳门等多个城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抄写和复印大批资料，进行梳理、分类，先后编成《澳门港史资料汇编》《澳门对外贸易资料汇编》等书籍。

针对如何编写澳门历史，黄启臣表示，20世纪80年代，在戴老师的指导下，他主要利用中国人记载的资料为依据，旁及参考外文资料。不少西方的历史学家或政治人士出于歪曲历史事实或政治偏见，断言“葡萄牙自始就拥有澳门主权”，或说“久占之地即有主权”。当时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和人士，由于对澳门历史缺乏具体细致的研宄，也认为“从公元 1553年算起至今，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和统治澳门已有 434 年的历史”。

“戴老师认为澳门的主权一直属于中国，葡萄牙只是租居和管理澳门而已。” 黄启臣围绕行政、军事、司法、海关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并摆出具体实例及数据，参考300 本中外文书籍，按照戴老师的观点撰写《澳门通史·远古-1998 年》。他表示，以这样的史料写成的历史，虽有不足之处，却更接近历史事实，比较符合中国人阅读和了解澳门历史的真相，也因此被学人称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详实阐述澳门历史发展过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专著。”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司徒尚纪：

戴裔煊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形象

司徒尚纪在戴裔煊先生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司徒尚纪与戴裔煊有些特别的缘分，两人都是阳江人，且是广东两阳中学校友，后又同在中山大学求学，虽不在一个系，却有同乡之谊，他曾多次向戴裔煊请教史学问题。1981年，司徒尚纪曾邀请戴先生作为其历史地理硕士论文《明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评审人，戴裔煊对作品一丝不苟地认真阅读，细心指出论文中不少可议、失实、错漏之处，并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使其获益匪浅。论文通过后，曾被分解成若干部分发表在历史地理、经济地理等杂志上，获得读者好评。

“在戴先生简朴的书房里，我曾受到了一次生平最有收获的学术教诲，至今印象深刻。” 司徒尚纪回忆，戴先生认真阅读，对论文进行总体评估与指导，并针对论文中多处提及的广州与澳门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指出澳门是西方殖民主义在我国建立的最早“桥头堡”，是侵占我国领土主权的见证，而绝不是葡萄牙人帮助平息柘林兵变而获得明朝政府的所谓回报。

作为同乡，司徒尚纪亦清晰地记得戴裔煊在家乡的往事。1934年，戴裔煊先生从中山大学史学系毕业，随即回到家乡在广东两阳中学任教。著名阳江籍宋史专家关履权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就称戴先生是他“从事宋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启蒙老师”，并经常教育学生要认真、要是非分明。关履权深得戴先生教导要领，成为我国一位宋史专家，而戴裔煊先生在广东两阳中学这段经历和成就，与他后来进入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成为一位蜚声国内外的专家有很大关系，戴先生创作之功，永久地铭刻在广东两阳中学和阳江教育史上。

司徒尚纪表示，戴裔煊教授作为一代历史学宗师，学问精博、诲人不倦、著作丰澹，给后人留下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澳门历史研究成果，为澳门主权回归作出重大贡献。“这不仅是他的光荣，也是家乡阳江人民的骄傲。他专心于学术，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形象，值得后辈探究与学习。”司徒尚纪说。

广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睿：

戴裔煊的《笺正》

熔近世三派史学于一炉

“中国学术界关于《明史·佛郎机传》的研究著作，除戴裔煊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之外，还有梁嘉彬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和张维华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注释》。”王睿说，梁、张二书撰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而戴先生成书于晚年，积中西交通史与澳门史之学养，可谓后出转精。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笺正》被誉为考证缜密、说理透彻、叙述清晰的一部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曾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戴裔煊先生是中葡关系和澳门史研究的著名先驱，早在1956年，就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王睿表示，《笺正》一书，是1970年戴先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利用手头仅存的资料撰成的一部书稿，“此书在当时根本没有出版的希望，但先生坚信，书中所考订的史实和提供的资料，对日后收回祖国领土澳门的正义事业有参考价值。”王睿在发言中表示，按常理，一个投入过深感情的学者，难免会影响其学术的客观性，但即以一再谴责葡萄牙殖民者的《笺正》一书来说，其中属于误会的，决不因为出于国家立场的义愤而失了公允。“就其澳门史论作中的资料基础、学问根底和治学方法而论，在中国学者中至今还无出其右者。”

王睿说，《笺正》一书的“后出转精”，首先得益于戴裔煊先生在平淡学术生涯中所彰显出来的纯正学人光辉，其次是他长年在史学园地精勤耕耘的专业素养和见识。“戴老将前人虽然早已触及、却未能阐明义蕴宗旨的旧问题重放光明。”他表示，从更大的史学意义角度看，此种治史的范例，实熔钱穆所论中国近世三派史学于一炉，将传统记诵、功业革新和科学考订结合到一起，终成一有系统、有意义的史著模范。■ 本报记者/刘云鹏 陈思捷 ■ 摄影/李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