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共卫生医院宁心楼，精神障碍患者在用餐。

扫码关注更多内容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近几年，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引起社会热议。不过，人们的关注更多是停留在“精神病”的字眼上，对“精神障碍”以及“精神障碍患者”这个群体了解不多。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如何?社会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如何?我们对精神障碍的认识存在哪些欠缺?近日，本报记者深入医院、社区及精神障碍患者家庭采访，寻找精神病人的“回归”之路。

家庭

不能确定的未来

无处安放的负担

“女儿，你看，街道和社区的干部来看你了!”

“女儿，告诉一下哥哥，最近睡得好不好?”

……

在江城区城南街道岭东北社区的一栋小楼房里，60多岁的张女士的讲话声在回荡着。无论她说什么，40岁的女儿李梅都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对母亲的话没有半点反应。

“平时跟她讲话都不搭理我们，有时候又会无缘无故发脾气，家里人对她要有足够的耐心。”张女士握着女儿的手，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

李梅小时候是一个爱读书又乖巧的女孩。在她17岁那年，走街串巷卖鱼为生的父母，由于无力承担几个孩子的学费，只好让正在读中学的李梅辍学。李梅当时备受打击，精神有些恍惚。张女士每天凌晨要出去卖鱼，白天又要忙农活，虽然发现女儿“沉默了很多”，但并没放在心上。

然而，过了短短几个月时间，李梅的性格越来越怪异，“经常伤心哭泣，有时会突然变得狂躁，还向亲戚泼水，甚至无缘无故抡起棍子敲打邻居”。张女士和丈夫这才意识到女儿“生病”了，带着她去看医生，并求助一些“江湖郎中”，但都无济于事。

23年来，张女士放弃工作，全部身心照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女儿的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她都要操心。有时候一不留神，女儿独自离家几个小时不见回来，她就跟着提心吊胆起来。她实在有事外出，就只能把女儿锁在家里。

为了让女儿能像正常人一样恋爱、工作、嫁人，不被人歧视，张女士多年来坚持不帮女儿办理残疾人证。不过，事情远没有张女士想象的那么简单，女儿的工作、恋爱之路依然困难重重。

李梅披着蓬松长发、个子瘦小，虽然看起来和常人无异，但她的病情会不定时发作。“试过让她去打零工，她在别人厂里干活时突然大吼大叫，最后被人赶回来了。相亲也试过几次，都是相处一段时间后无疾而终。虽然是后天造成的精神障碍，坚持吃药的话病情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但很多人还是很排斥她。”张女士说。

说起这些年的经历，张女士感到心力交瘁，也很懊悔。“如果当初女儿出现心理问题时我能够重视，也许不会发展成精神疾病。再过几年我老得走不动了，女儿该何去何从?”面对女儿的未来，张女士一筹莫展。

现状

阳江每千人有5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达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达到1600多万。据统计，近年来，我市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呈增加趋势。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共14134人，检出率为5.59‰;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为96%。

市公共卫生医院院长傅卓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为进一步增强我市精神障碍救治能力，市公共卫生医院对精神科病房进行升级改造，床位由2012年建院初期的140多张增加至现在的500多张，门诊量由1万多人次增长至3万多人次。医院还增设精神患者康复理疗治疗项目，成立了临床心理科，努力提升精神专科技术水平。此外，阳西县、阳春市、海陵岛试验区等地的精神病医院也进行了改扩建。

近年来，我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十分重视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工作，卫生部门联合公安、残联等部门和镇(街道)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排查、核实诊断、治疗管理工作，对常暂住居民进行排查，一旦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就进行登记在册管理，提供随访、药物督导、联系上级医院收治等公共服务。市公共卫生医院还专门成立了公共卫生科精防组，负责对各县(市、区)精防机构进行监督和业务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开展专科联盟建设，深化与上级医院合作，推动医疗资源共享和下沉。

我市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律服药率低，治疗依从性低，精神科专业医务人员匮乏，社会人员流动较频繁、排查管理工作难度较大等不足。

病人

入院难出院也难，最是尴尬回归路

在市公共卫生医院宁心楼前，有一块菜地叫“怡心菜苑”，是医院在广东狮子会的赞助和社会各界志愿者的支持下，开发的职业康复农疗基地。记者看到，这里通过模拟家居、社区和劳动工作环境，帮助患者慢慢恢复工作技能和社会功能。

在宁心楼里面，有音乐诊疗室、体感练习室和各类沙盘游戏，患者可以通过唱歌娱乐、艺术绘画等方式接受康复治疗。记者观察发现，经过治疗的患者行为动作与常人无太大差异，看到陌生人过来还会打招呼问好，但也有个别新进的患者情绪不稳定，躲在角落里哭泣。

有几个患者手里捏着小纸条，看到记者时，便把写有数字的纸条往记者手里塞，嘴里嘀咕着“帮我打个电话回家”。据介绍，一些患者接受治疗后恢复了一定认知能力，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但由于家属迟迟不过来接，导致患者滞留医院而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一些家属不愿接收患者。因为患者呆在家就意味着需要有一名家庭成员留家监护，而无法正常工作，这无形中加重了家庭负担。也有人不愿意别人知道家里有精神疾病患者，而选择继续将病人留在医院。”市公共卫生医院精神科主任林慧说。

林慧介绍，部分精神障碍患者群体存在“住院依赖”的现象，治好了病仍不愿出院，他们觉得这里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精神障碍患者是一群脑疾病的患者，对自身行为缺乏判断，由于症状奇特，常常被人们取笑、歧视。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仍得不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待遇，在工作上、社会交往中受到歧视。有些患者病情因此复发，不得不再次住院。有的患者因为自卑心理，对隔绝已久的社会抱有畏惧，逃避面对社会。”林慧说。

一些精神障碍患者虽然达到出院标准，但仍然滞留在院。在市公共卫生医院，住院最长的患者已住了20多年。有的由于父母身故，兄弟姐妹各自成家，有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照顾，还有些家属担心出去后监护不到位病情出现波动。不承认有病，花费数年时间终于入院;进了医院，常常被拒绝回家。这是不少精神障碍患者面对的窘境。

医生

精神科执业医师仅62人，精防人员压力大

精神障碍患者家属向医生咨询。

“别看我们像哄小孩一样对待患者，其实他们很多都带有攻击行为，医生要随时准备管控好病人的自伤、自杀或出走行为。”市公共卫生医院精神一科医生谭锦迪从事精神障碍救治工作已有15年，他表示，精神科医生的工作除了压力大，还有一定风险，但社会认同感却远远比不上其他疾病医师。

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大部分患者有些“不听话”。他们在吃药时，往往会狡猾地把药藏在舌头底下，欺骗医生说吃了;即使在恢复期，残存症状的存在也会导致突发的自伤或伤人行为。“有一次，一位护士给病人喂药，病人执意不吃，还突然对护士动起了拳头。虽然受了惊吓，但这位护士在简单处理后，又投入到工作中。”谭锦迪说。

据了解，全市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62人，与现实需求存在很大差距。虽然近几年我市不断加大各项精神卫生业务培训，但精神科专业医务人才相对还比较匮乏。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回到社区后，社区医护和精防人员的专业水平难以跟上。近日，记者走访江城区城南街道和中洲街道了解到，从2012年开始，我市建立了随访管理制度，对每名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建立了社区精防人员、社区民警、村(居)治保主任、社工、监护人的看护网络，对有肇事肇祸倾向的患者开展救治救助，防止肇事肇祸事件发生。不过，在实际工作中，基层精防人员遭遇了不少困难。

城南街道辖区人口达10万人，其中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465人，三级及三级以上在册患者66人，但专职精防人员只有一名。城南街道综治办主任林良星介绍，该街道将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围，根据评估等级对每个患者开展一月一次或半月一次的电话随访，以及一个季度一次的入户面访。“由于患者多管理难，加上社区无专业的精神科执业医师和专业的精防医生，排查、联系、随访等工作几乎都压在一名精防人员身上，压力很大。”林良星说。

“村里30多岁的陈金是一名精神障碍患者，有暴力倾向，他80多岁的父亲隐瞒情况，也没有按时让患者吃药，有一次患者病发用刀把家里的木门砍烂了，情况很危急。最后民警和村委会干部合力，强制将他送去医院。”中洲街道精防工作人员王泺雯表示，社会人员流动频繁，加上一些家属不配合，给精防管理工作带来难度。此外，精神障碍社会宣传这块也比较欠缺。

出路

建立康复机构

加强人文关怀

近年来，我市积极落实精神障碍患者基本生活保障，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特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目前，我市精神障碍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精神残疾人还享受残疾人重度护理补贴或生活困难津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享受监护人补助。此外，截至今年5月底，我市已有4493户(8503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纳入低保救助。但是，由于精神疾病的治疗难、康复难、易反复等特点，加上在服用精神疾病药物时，往往会引发其他身体功能性疾病，导致患者家庭人力财力的负担依然很大，重症患者中很多人的家境处于贫困状态。对此，傅卓建议，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完善精神障碍患者收容救助机制。同时，深化医改，进一步加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力度，实现精神疾病的可治可防可控。

精神障碍患者接受治疗，最终目的是回归家庭、回归社会。但由于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了解不够，增加了他们回归社会的难度。部分出院患者选择背井离乡，到陌生环境重新开始生活和工作，有的则被家人百般藏匿，甚至锁在家里。

傅卓分析认为，造成精神障碍患者“出院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康复机构特别是基层康复机构缺乏。精神障碍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巩固疗效这个阶段应该回到社区的康复机构进行。除了开展社会宣传、引导公众正确对待精神障碍患者外，还要加大康复机构建设投入，让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有一个归属。

“社区康复机构除了提供患者的后续康复治疗外，还应架起精神障碍患者从封闭环境中走向社会的桥梁，让精神障碍患者提高生活信心，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学习到职业技能。”傅卓认为，只有大家的理念慢慢转变，家庭、社会给精神障碍患者更多的包容和关怀，他们的回归社会之路才不会那么漫长。

(文中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 统筹/梁小可■ 撰文/费先霞 杨皓晴 ■ 摄影/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