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茹琼花

因朋友推介，把《南渡北归》一书买了回来，每晚睡前坚持看上一小时，足足花了大半年时间才看完。看这几百万字的长卷，真的需要耐心。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南渡北归》的世界里，脑海常不由自主地涌现出那些大师的名字：梅贻琦，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他们在抗战期间，冒着日军的炮火，由中原一路跋涉到西南，再在无比窘迫的情况下，艰难办学，并且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了学术上的累累硕果，我没法不因此而动容。

我相信，换作其他读者，他们也会为之感动。

《南渡北归》一书，作者岳南耗费八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进行实地采访与考察，拍了数千张照片，搜阅超过千万字的珍稀资料，从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乱世出英雄。如此之多的学术大师在民国时期涌现，也离不开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纷繁复杂。守旧派，革新派，呼吁民主共和派等，五花八门，各立门户。另外还有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无比猖獗的外国势力。社会上没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凝聚各个利益集团。整个社会复杂、动荡，思想自由之花，开始蓄势含苞待放，一批学术大师因此开始崭露头角。而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成长。一部分爱国青年看到祖国如此落后、混乱，对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祖国的强大而学。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国藩大弟曾国潢的曾孙女、考古女学家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留洋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而当她学成考古归来，看到祖国面临日本欺负，中国军队节节退败时，竟后悔没有跟同父异母的弟弟曾昭抡学化学。否则，她可以研制弹药和武器，以此来强大自己的祖国。

一个柔弱的女学者尚且这样，其他大师更是如此。

为了堵住日本人煽惑众人的嘴巴，揭穿他们为占领中国领土而叫嚣“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1930年9月，根据中央研究院历史和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指令，梁启超的二儿子梁思永——中国考古界第一位专业人才，率领众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他们一行顶着当地正在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对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再进行一系列鉴别和比较，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这一结论，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正是有了这些依据，才有了两年后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指鹿为马”的日本人当头一棒，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此外，有的大师不但自己有一颗爱国心，还支持自己的家人也投身到抗日热潮中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想不到，儿子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不幸死去。刘文典默默忍受丧子之痛，却丝毫没有后悔自己当初支持儿子的举动。刘文典如此大义的背后，是自己一颗对祖国爱得深沉的心。

当“卢沟桥”事变一触即发，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为了保存珍贵的国力，搬家南下成为了多数国人的共同行动，军需在搬，文物在搬，工厂在搬，学校在搬……多搬走一点，便能多保护一点，便能为抗战胜利多积蓄一些力量。北大、清华、南开几所高校的大师、学子，由此开始了艰难的旅程。八千里路云和月，充满坎坷与冒险，他们拖着书箱，抱着资料，带着家眷，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四川李庄，一步一步，用脚来丈量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这其中，就有建筑大师梁思成夫妇、史学大师陈寅恪、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哲学大师金岳霖、考古专家李济等一大批学术大师……这些人当年几乎都是哈佛、耶鲁毕业的高材生，是喝过洋墨水的“海龟”，他们完全可以辗转他乡，去保一己之性命。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被日本铁蹄蹂躏的中国，与祖国共命运。每一个夜不能寐、寝不安食的日子，每一个流弹纷飞、手忙脚乱的日子，这些大师表现出的赤子情怀和对钻研学问的热情与执着，哪个看了，不为之动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无声地诉说：坚持抗战，永不退缩。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的确，再难走的路，只要有人肯去走，总能走出个柳暗花明。大师们带头走了，且走得无比坚定，无比从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以文弱的身躯，树起了他们独有的学术旗帜，用自己的声音，唱响了战乱年代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爱国绝唱。即使是在逃亡的紧急时刻，他们一个个依然心系学术，心系祖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南下临走之前，邀上梁思成，冒着生命危险，重返被日军围困的清华实验室，把约50克放射性镭抢回，以免落在日本人手中。为了保护好这50克镭，赵忠尧把它装在咸菜坛子中，寸步不离。长时间的西下逃亡，他捧着坛子的手，磨出了道道血痕，而当他衣衫褴褛出现在梁思成等人面前时，众人还以为他是一个乞丐；董作宾、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为了不让出土的文物损毁，更是想尽一切办法运输转移，而他们却直到最后才撤离……大师的行为，验证了一句话：越是国难当头，人性的光芒越是四射。逃亡路上如此，逃到昆明暂时落脚也是如此。

梁思成经过四十多天的颠簸动荡，由长沙到了昆明。刚喘过气，他马上感觉要把已解体的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有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于是不停奔忙、联系、筹备，终于，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西南挂了起来。有了安身之处，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当日本人意识到云南昆明、四川李庄成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临时栖身地后，丝毫不肯放过。他们每天派敌机定时轰炸，大规模轰炸，目的只有一个，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因此，躲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家常便饭。可是，面对整天不绝于耳的空袭警报，面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依然有人不惊慌，不畏惧。哲学大师金岳霖就是其中一个。

一次，日军来袭，把金岳霖居住的楼都炸毁了，他依然潜心学问，对之置若罔闻，在一片废墟中坚持读书写作。“专注”如此，怎不让人起敬？像梁思成、金岳霖一样的学者，在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既无“评奖”也无“职称申报”，甚至没有一点稿酬回报的前提下，他们依然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地推出自己的学术精品，培养出大批日后成就斐然的优秀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面对，选择了坚持。不管这种选择是源于主动的承担，还是被动的接受，他们都创造了生存的奇迹，生命的奇迹。即使一次次饥不果腹，一次次与死神擦肩，他们依然执着而倔强地守护着心中的理想，丝毫不动摇。因为他们相信，当胜利来临的那一刻，所有的痛楚与疾苦都变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他们以超人的毅力，赤诚的忠心，唱响了乱世中最铮铮有力的爱国之音。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让人震撼，让人思索。是的，我曾经一直在思索，抗战中，为什么在重重困难之下，还要坚持成立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大学？在日军飞机频繁轰炸，物价不断上涨，生活已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又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西南联大的全体师生？

看完该书后，我终于释怀。因为不管是大师，还是学生，他们身上，除了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外，还始终装载着一个民族不弃的希望。

怀抱着希望，一切就有希望。

行文至此，我陡然想起书中清华校长梅贻琦对清华学子说的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的确，既然已遇风雨之秋，又何需畏惧，何需哀怨。该来的来，该走的走，只要扛起一份责任，义无反顾往前走，不管怎样，风雨之后总是艳阳天。

以前是，现在是，今后依然是。

远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