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每当被问起年龄，他总是笑着回答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言语间，洋溢着自豪与骄傲。

如同我们这些生长在改革开放春风下的80后，被誉为是“幸福的一代”一样，父亲这些“建国后”，在当时也是长辈口中“幸福的一代”—— 没有朝不保夕的战乱，没有颠沛流离的悲苦，新中国社会治安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孩子们在政府、家长的关怀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像父亲小学课文中的一首诗：“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背着书包上学堂。”我的家乡雅韶，是阳江的文化之乡，雅韶小学在当时可是省级农村重点小学，有着较高的入学率与升学率。年幼的父亲在这片文化沃土中得到良好的启蒙，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有次和孙辈们说起儿童节，父亲说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岁那年的儿童节。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闹饥荒。尽管如此，国庆十周年前的那个儿童节，雅韶小学决定献给全体学生一份礼物，就是吃一点糯米饭。父亲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都乐疯了。大家排着长龙，到学校饭堂前领取节日礼物，饭堂工友用汤匙柄轻轻一挑，把一丁点糯米饭放进学生的饭盆里，学生一转身就把那一小团饭吞进肚子。多么美味，可惜只有一点。孩子们懵懂地听着，这些蜜罐里长大的“蛋蛋后”，每日都被长辈们追着喂食，他们想象不到糯米饭的美味，更理解不了外公回忆时的酸楚。

在那段终日饥肠辘辘的日子里，父亲依然没忘学习，1961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阳江县第一中学。孩子考上重点中学，这在什么年代都是一个家庭的喜事，家里马上积极地张罗起来。所谓的张罗，其实也不过是筹集点粮食罢了。

到了开学日，父亲在我奶奶的陪同下，挑着十几斤红薯和大米，带上每餐3分钱的菜金，走了十几公里的路，来到县城的阳江一中。这一日，父亲见识了县城的繁华和高一等学府浓厚的文化气息，这一切冲击着十二岁的父亲，让他激动不已。这一日，父亲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体检，他知道了自己的身高——1.28米。1.28米的初中生，在今日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似乎也很稀松平常。

从此每个周日晚上，父亲都要挑着粮食走上两三小时去上学。从雅韶走到县城，从父母陪同到与同学结伴而行，从初中走到高中，从十二岁走到十七岁，从身高1.28米走到1.58米。唯一不变的是父亲的成绩，他始终占据着总分班级排名前二的位置。

父亲说，当时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没有早餐，只有午、晚两顿，3分钱的菜金也提供不了什么油水。但同学们心里明白，这样的生活已是家庭节衣缩食供来的，因此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父亲十分勤奋，他觉得若不刻苦，就很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的悉心教育。

1964年，父亲顺利考上高中。当时阳江县仅有三所高中，阳江一中每届4个高中班，两阳中学2个班，织中学2个班，全县三届高中班加起来也不过千余人。父亲这个以高分考进一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成了村里人人称羡的对象，用父亲的话来说：戴着一中的校徽走在路上，那是相当的扬眉吐气。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特大喜讯传来：广东省政府给予全省农村高中学生配商品粮，每人每月供应28斤大米，从此同学们不用再从家里挑粮食来校开饭了。

那时候，新中国已经摆脱了经济困难的恶梦，全国百业宏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父亲人生最美好的时期，生活上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上成绩优异，排名稳居前列，考上大学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风华正茂的父亲和同学们劲头十足地学习着，人人都在向“三个五”进军（当时大学本科生转正定级的工资为55.5元每月）。就像世间所有少年一般，十几岁的父亲也偷偷憧憬着未来，做着各种美梦。他想着自己数理化成绩好，大学要读理科，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当一名科学家，为建设新中国发光发热。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阳江县教育局宣布上级通知：7月的高考延迟半年。这个消息对正就读高二的父亲而言，虽反应没有高三生那么强烈，但心里对未来也产生了一丝担忧和迷惘。

暴风骤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席卷全国，学校开始全面停课。父亲离开学校回了家，这个昔日名列前茅、深受师长喜爱的校园骄子，仍未放弃他的大学梦。每在家待一段时间，就要回校看看，看看学校复课没有，高考恢复没有……

1968年10月，文革暂告一段落，学校也恢复了基本秩序。老师们赶紧制作毕业证书，好让文革前高初中六个年级1000多名学生离校，腾出学位让新的初中、小学生到一中上学。父亲这批学生，在建国二十周年前，终于拿到了迟到的中学毕业证书。这1000多名学生离开了学校，城镇的同学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农村的同学回乡务农，高考、大学、“三个五”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到了这一刻，父亲这个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少年也只能暂时丢开手中的课本，拿起锄头默默“修理地球”，这一修就是八年。

既然不能读书，结婚成家这等大事也该张罗起来了。母亲有次回忆，当初两家相亲，对于是否把母亲嫁给父亲这件事，我外公是这样表态的：“无论什么时候，有文化的读书人都不会差。”事实证明，我外公确实是个眼光独到的老丈人。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街头巷尾田埂地头，而更让人振奋的还在后面——报考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意味着父亲这些被称为“老三届”的人也符合报考条件。全家都沸腾了！

阳江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备考书籍一时洛阳纸贵。从知道消息到考试仅有两个月，时间太紧张了，父亲拿起丢荒多年的课本，开始日夜不辍地学习。全家也总动员起来为他的备考做足后勤准备。那时姐姐已经出生，每次一哭闹，就有人迅速将其抱起来哄：“别吵爸爸复习，爸爸要高考。”

“爸爸要高考！”这话如今听起来似乎有违常理，高考本是青葱岁月的关键词。但在那时，非但有“爸爸要高考”，还有夫妻、师生同进一个考场一起高考呢！1977年冬，十年来积压下来的570多万青壮年，他们从农田、车间、军营……走进高考考场，希望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那一年，只有不到30万人得到录取，幸运的是，父亲挤上了大学这座独木桥。

放榜那天，一家人激动得又哭又笑，家里出了个大学生！那种喜悦用言语无法细细描述。命运兜兜转转，从18岁等到28岁，父亲终于等来了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是年少时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宏大理想，早已在十年田间劳作中，在娶妻生子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湮灭，化作午夜梦回的一声叹息。

正如我外公所言：“无论什么时候，有文化的读书人都不会差。”父亲的高中同学中，有部分人成功考上大学，他们大学毕业后，大多都被分配回原籍阳江工作；也有一部分同学把握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下海经商。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奔跑，最终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

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温泉劳改队（阳江监狱前身）下属的子弟学校当老师，同行的还有几个师范大专毕业生。这些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为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此，这所偏僻的中学开始陆续有学生考上大学。几年后，父亲从学校调到监狱教育科工作，创办了狱内小报《茗泉通讯》，还组织了罪犯文艺队；后又调至政治处，负责新警培训工作。虽然没在学校，但他一直从事着教书育人的事业，监狱上下见到父亲，无不尊称一声“谭老师”。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历史进入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父亲这一辈到了退休的年纪，有人把退休作为工作的休止符，但他们这些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共和国同龄人却开启了另一种工作。父亲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编印《炎黄文化》《老板》《阳江文史》等刊物，他们寻找阳江还未有记录的历史、还未有书写的风土人情、革命史迹等，并一一书写记录下来，供大众阅读。2012年9月，“雅韶十八座”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父亲专门撰写了五万字的申遗报告，为“十八座”申遗成功立下汗马功劳。他还参与筹建雅韶古宗祠6个展览室（介绍雅韶历史、文化、先贤、名人等），并为之撰写了10万余字的史迹材料。父亲说：“‘老三届’没有老人，只有活跃的工作人。”

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同命运。有次和父亲聊天，我说：“当年你成绩那么好，如果没有‘文革’，上一个名牌大学没问题。”父亲听了笑笑，说：“个人的命运必然和国家的荣衰福祸相依，如果没有新中国，别说大学，也许书都没得读。我要感谢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就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心声，简单、纯粹、质朴。

建国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致敬我的父亲，致敬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父辈们，致敬他们历尽沧桑始终不变的初心。

祝福我亲爱的祖国，愿她繁荣昌盛；祝福我亲爱的父亲和所有共和国的同龄人们，愿他们长寿安康。

□ 谭 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