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裔煊书法作品（行书词轴） 98×32.5cm

□ 黄仁兴

参加完中山大学主办的戴裔煊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已是傍晚时分，一个人走在深秋的金山湖畔，看见湖边一位老人在挥竿垂钓，想着几日来所闻戴先生的生平事迹，此情此景，着实让我心绪难平。戴先生是从漠阳大地走出的杰出学者，视其一生，不论顺境逆境，生命不息，追求不止，如同柳宗元笔下那位“蓑笠翁”，在“独钓寒江雪”。

平民学者 家国情怀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产生人类意识和精神的基础。漠阳江流域自成体系，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情愫，孕育了光辉璀璨的漠阳文化。阳江是一座镶嵌在祖国南海之滨的“四美之城”。海丝文化的“蓝色之美”，是阳江文化底蕴和根脉所在，阳江在宋代便是海洋贸易重要的转运港，从古至今保存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古风之美”以“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为代表，鼓舞着漠阳儿女热爱家乡、报效祖国；“水绿之美”是湖光山色、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还有千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蜚声中外的阳江风筝、漆艺和小刀，体现的是精益求精的“技艺之美”。

戴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阳江人，其人生必然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熏陶和浸润。然而，先生的早年却是困顿的，他生活在动荡年代，家族屡遭变故。其祖先“世代贫寒，无力就学”，祖父只读过三个月夜学，因交不起学费最终被塾师赶走，父亲读书四年已算是极不容易，到戴先生出生时，家境才稍微好转。

历经困苦，戴先生一心向学的本心却从未改变，孤身一人做着学问的苦行僧。1927年以前，戴先生在阳江县城镇先后受过私塾、师范附设高小、初级师范教育，诵读四书五经、诗词古文。戴先生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语文老师不少是清末科举中的有名人物。”在他曾任教的广东两阳中学，至今仍然颂唱着由他作词的校歌：“髻山之阳，漠水之将，我校矗立，南国之光……”他创作的校歌激发着两阳中学无数学子奋发读书，努力攀登学问高峰，并将永久地铭刻在两阳中学的校史和阳江教育史上。

在“文革”时期，戴先生受到严重冲击，在悲愤中曾服安眠药自杀，有幸的是，他被成功抢救过来。但新的劫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山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戴先生到了英德仙桥五七干校，以垂暮之年、老迈之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一代学人几乎殒落在粤北最贫困的土地上。直至“文革”结束，戴先生才得以重回康乐园，获得继续研究澳门历史的机会。

史学人生 经世致用

戴先生治学精勤，视野弘阔，在世界古代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宋史、明史和澳门史等研究领域都取得卓越成就，尤其在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史方面，成了这一领域的著名先驱。他曾说：“我研究澳门史，就是为了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因他的精勤探索而真相大白。他带有开创意义和奠基价值的研究，为澳门回归和中葡谈判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撑，堪称为后世开太平的创举。

“文革”期间，在图书馆关门、科研工作停顿的情况下，戴先生利用早已搜集的近百种中外文资料，写成了《〈明史·佛郎机传〉笺正》，追寻书本的来源出处，纠正其错误，订补其漏略，所用资料大都根据早期的中国记载，尽可能利用原始资料，如未发现中国资料则考虑取材于外文，全篇洋洋8万字。这部考释性的学术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研究早期澳门历史的必读之书。

据戴先生的学生、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回忆，戴先生后半生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一为中葡关系和澳门史，一为中外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尤其是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几乎与戴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相始终。戴先生早年已考释过“阿拉伯”名称在中国古籍中的转变，中年之后，又以“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为研究中心，阐述了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友好交往和贸易关系。同时，戴先生进一步拓展领域，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的观点，并研究了中国铁器和冶铁技术西传的历史。

从戴先生传世之作《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可探寻其治学之道，他曾在自传中说：“家乡南恩州是宋代以来双恩盐场所在地。宋代外患迭作，军费浩繁，国家在风雨飘摇中能支持三百余年，盐起着重大作用。抗战期间，国土沦陷，金瓯残破，无异宋时。目睹双恩场盐运紧张，自觉文弱书生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持七寸毛锥子也应有禆于国计民生。北宋范祥以制置解盐法著名，因以宋代钞盐制度为题，试用民族学家提倡的纵横两面探究途径，阐明这种制度产生发展变迁与时代环境的交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此书运用纵横研究法，将宋代钞盐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置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探讨其利弊得失；提出了官盘官卖制盐利主要归地方，钞盐制实行通商盐利则归中央的论断，给为政者治理经济提供了历史借鉴。

爱国爱家、为天下苍生求学问，是知识分子心底里的“压舱石”。面对浮尘凡世，没有如此责任，绝对不可能安下心来坐“冷板凳”。戴先生传承华夏知识分子潜心向学的优良传统，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他的学术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书斋里。谈起恩师形单影只研究澳门史的那段经历，学生蔡鸿生教授感慨地说：“没有项目、没有招牌、没有团队、没有经费，却做出了卓越的成果。”我想，戴先生正如那独钓寒江的“孤舟蓑笠翁”一般，心无旁骛醉心研究，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这种境界令人钦佩。

书法方家 谦谦君子

戴先生的后人、同事、学生忆及关于他的许多往事，无不提起戴公淡泊名利、求真务实的品格。熟识他的人都知晓，先生以读书、著书、教书为平生乐事，勤于治学而拙于治生。然而，撇开博学多识的学者、德高望重的师者身份，先生还是一位耿直真诚、谦和低调的人。他常对学生说：“我对所研究的东西，知道一点点，对未研究的东西一无所知。”他在自传中写道：“像我这样的人，业绩不专，又不成家，同志们侪我于专家之列，声闻过情，君子所耻，过蒙奖借，能不汗颜？”相比当下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戴先生的谦德尤显珍贵。

在纪念活动中，戴先生的学生林雅杰告诉大家先生鲜有人知的头衔：书法家。据悉，1962年，林雅杰考进中山大学历史系，第一节课上的是《世界上古史》，授课老师便是戴先生。在课前，另一位老师对戴先生作了特别介绍：戴老师除了在学问上很有成就，还是一位知名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曾在早期的《广东省志》上刊登，相关作品还被《广东历代书法图录》收录。我曾有幸见过先生的笔墨，笔酣墨饱，的确是上乘之作。为什么先生的书法功力深厚，知道者却寥寥无几？我想这和先生的低调为人分不开，他是一名做学问一丝不苟，做人却低调谦虚的人。

种种事迹反映出戴先生之学问人品，也让人深切感受到“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戴先生晚年的论著，都是在长期患高血压的病痛中完成的。他在精神生产中表现出来的“春蚕”式劳动，对后学者是可贵的激励和鞭策。

德高为师 身正为范

在纪念活动中，戴先生的学生和与他有过学术交流的同事、后辈，谈起先生讲课时的情景，像一幅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我们仿佛看见那位衣着朴素、不苟言笑的老人站在课堂上，声音洪亮，如雷贯耳，语调抑扬顿挫，讲到动情之处闭上眼睛，满脸投入地背诵史料，一节课下来已是汗流浃背……

戴先生的学生李鸿生教授回忆，外人觉得戴先生是位不好接近的老师，其实待弟子如自家子弟。每次课休时间，学生向他请教时他都热情且耐心，逐字逐句地分析，不遗余力地为学生释疑解惑，并推荐相关史料和书籍让他们课后阅读。李鸿生说，戴先生上课从不用讲稿，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每次上他的课都要提前占座，到场的学生都是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先生的教诲。

在他们的讲述之下，我看到了一位纯正的学人和值得尊敬的师者——讲课从来不照本宣科，总是带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坚持使用一手材料，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戴先生的学生说，几十年的授课生涯，先生从来不会完全沿用往年的教案，而是不断地更新、修改，增加新的内容。先生常说，因为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加入其中，所以要把最新最全面的东西传授给学生。

戴先生是一位低调严谨的学者，无论教学还是研究，皆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这样的一位教坛巨匠，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能人后辈，传承着他的学人精神。先生曾对同乡学生关履权说：“钻研学问，是为了提高自己，而不是为了炫耀于人。一个人的学问，自有公评。”这是真正的大家之言。做学问的确不能“短视”，不能束缚于狭隘的功利主义，可如今潜心做学问的，又有几人能如先生这般？戴先生坚持真理、不阿谀奉承、不随波逐流，不作违心之言，这些品格值得当下为师者学习与深思。 

为了加深对戴先生的了解，最近，我与同事寻着戴先生的足迹实地走访，意外寻获《戴裔煊自传》手稿，找到了戴先生的侄子戴仕政。聆听77岁的戴仕政讲述戴先生的生前故事，我们对这位逝去的大学者似乎又多了一层了解。戴先生的治学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我们不仅要继承好他的学术成果，还要继承好他的学人风范，把漠阳特色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