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苗文学社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余宏龄，右三为侯秩标。中排右一为张若曼。后排右一为林恩葆，右三为梁崇天。

1957年，春苗文学社出版一至六期《春苗》杂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诗人艾青

今年11月，是原阳江县文化馆馆长张若曼诞辰93周年。近日，原阳江春苗文学社的侯秩标、林恩葆、梁崇天和余宏龄等老社员，怀着敬仰之情，举行座谈活动，追思张若曼大姐为培育阳江文艺人才所做的一切。四名老社员无限感慨地说：“1957年，我们参加张若曼创办的阳江春苗文学社，虽然时间不长，但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思想，所学的知识受益一辈子。”随着记忆的展开，50多年前的一幕幕往事涌现在老人眼前……

革命青年

创办阳江第一家文学社

1955年夏，在阳江城南恩路，经常有一个留着利索短发、穿着新潮短袖衫短裙、脚穿皮鞋、戴深度近视眼镜、夹着一个皮包，气质文雅的女青年知识分子在街上匆匆行走。那装束，那气质，在当时的阳江，是少有的。一天，湛江专区党委在中山公园召开统购统销工作会议，参加的人很多，内容也很多，会议开到临近天黑才散会。“当时我在江城镇政府工作，会后匆匆跑回单位饭堂简单吃了点饭，就到县电影院看电影。”今年87岁的林恩葆回忆。

电影播放之时，突然飘来一股饭菜香。林恩葆看到，隔他座位一排的位置，一名戴眼镜、手臂夹着个公文包的女子端个盘子边吃饭边看电影。林恩葆认出，这就是经常出现在街上的那位行色匆匆的女青年知识分子。“这同志工作好忙啊!” 林恩葆心想。

那时，林恩葆在江城镇政府从事文教助理工作，与县文化馆有交集。稍后，他才知道，这位女青年知识分子名叫张若曼，在县文化馆当馆长。到县文化馆的次数多了，他与张若曼慢慢熟络起来。林恩葆发现，张若曼经常阅读《欧也妮·葛朗台》《红与黑》《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名著。

后来，林恩葆从县文化馆了解到，张若曼是广西桂林人，生于1925年11月。1941年在当地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后到苏北参加革命，在新四军文工团工作。194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当领导。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调到阳江县工作。张大姐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大会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双百方针”进行了阐述，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党的“双百方针”像春雨一样，滋润着祖国大地。一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风扑面而来。

1957年3月，阳江县文化馆馆长张若曼决定以此为契机，筹备成立一个文学社，将全县喜爱文学的青年集中起来，开展文艺创作，交流创作经验，从互相学习中逐步提高文艺创作水平，繁荣全县文艺创作。当月，成立了文学组。

张若曼在文学社成立前做了大量工作。她与文学组青年开展座谈，听取大家意见。张若曼说，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们的创作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只有深入火热沸腾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文学社定什么名字好?大家积极讨论。张若曼的文化素养高，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又是见过大世面的老革命，要求很高。她考虑到参加文学社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上海新创办了《萌芽》文学杂志，我们可以将名字定名为“春苗”文学社，同时创办《春苗》文学杂志，以此为平台，作为刊登社员习作的园地。基本架构搭起来后，“招兵买马”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1957年4月，当时我在北惯石仑小学当教师，梁广柏介绍我参加春苗文学社文学组。记得我曾参加过文学组一次讨论会，内容系通报全国文艺界创作情况，讨论春苗文学社今后文学创作方向。”今年79岁的余宏龄回忆，一个月后，他写了一首诗作为第一篇稿，拿到县文化馆交给馆长张若曼。张若曼见到时年17岁的余宏龄，十分高兴地问：“你看过马雅可夫斯基等外国人的诗作吗?”余宏龄说看过一些。张若曼鼓励余宏龄继续努力，搞好创作工作，还送了《拜伦诗集》和《雪莱诗集》给余宏龄。“从张大姐手里拿过这两本书，当时我很感动。”余宏龄说。

“1957年夏，我从朝鲜返国，复员回到家乡，在阳江县民政局工作。一天，我到县文化馆看书时，遇到张若曼同志。她问我在哪工作?喜不喜欢文学?”今年85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梁崇天回忆，第一次见到张若曼，便被她诚恳可亲的态度折服，当即说自己在部队时是团部文化助理员，对文学很感兴趣。张若曼说，县文化馆有个春苗文学社，社员来自各条战线，就差部队的，你来后，工农兵学商都齐了。就这样，梁崇天参加了春苗文学社。

在张若曼的带动下，经各方努力，积极物色人才，很快就有了一批怀抱梦想、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参加阳江春苗文学社。这些年轻人来自县里的党政机关以及各条战线的文艺活跃分子，其中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斗士，有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有海外归来的忠诚赤子，有经历抗美援朝战争九死一生归来的最可爱的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学子和人民教师。可以说，他们涵盖了那个时期社会各阶层。

经验可贵 省文化厅领导极力推广

参加文学社的年轻人在党的阳光照耀雨露滋润下，沐浴着春风，深入生活创作出大批反映时代的作品。

1957年7月15日，筹备多时的阳江春苗文学社在县文化馆成立，其主管单位为阳江县文化馆，同时出版《春苗》杂志，社长兼主编为张若曼，编委为：罗凌(纵横)、林学良(微莎)、李可升、张重华、林恩葆(艾虹)。文学组社员有林学良、林恩葆、张重华、黄贵深、罗凌、徐其凡、莫宏仁、余宏龄(夏山野)、叶其铃、莫益坪、程禹功、谭莹、梁崇天、黄世良、梁广柏、何向群、白谷、陈元章、茹蕾、侯秩标、杨华、李佳访、梁崇泽、姚维幸、黄达生、曾纪申、李可升;美术组社员有冯明、陈安华、何业强。

《春苗》杂志确定每月15日、30日各出一期油印刊物，由文学社买纸、自行刻印、校对、发行。第一期印有60多本，在春苗文学社成立当日发行，除社员人手一本外，也发给一些文教单位。

“春苗”破土而出，社会反响热烈，参加人数逐渐增多。一些农村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等相继加入，社员发展到50多人。张若曼当时说，希望更多的业余作者投来稿件，共同将“春苗”培育成祖国文艺大地上的一朵小花。

近日，记者从林恩葆手上接过保存完好的一至六期《春苗》杂志。尽管是油印的，看起来比较简陋，但内容丰富。第一期《春苗》封面是一名小朋友拿把小锄在除草，另一名小朋友拿起小桶往刚出土的幼苗浇水。里面有美术作品，有散文、小说、小品、话剧和诗歌等作品。如张重华小说《紫罗山上的战斗》，描写了解放初阳江沿海民兵和群众英勇围捕特务的故事。侯秩标小说《陈股长的动员令》，则反映了当时一些单位的会议太多，挤占了上班时间和休息时间，带来一些问题，提醒提高会议效率。星火的《他们有祖国》。还有袁忠岳作词、罗凌作曲的歌曲《再见吧，妈妈》等。

从那以后，阳江文艺战线散发一股清新风气，大家将张若曼称为“张大姐”。社员们将作品送来后，在张大姐指导下，由编委提出修改意见，几个人轮流当编辑，美术组画出相应图案美化版面，然后刻钢板油印出来。

“当时没有经验，1—3期油印刊物质量不是很好，版式也不好看。到第4期才解决这些问题。”林恩葆回忆。

1957年7月至12月，《春苗》杂志出版了6期，刊登各类作品共156篇。其中散文25篇，小说16篇，评论12篇，诗词85首，戏剧、相声、小品、歌曲等18篇。作品内容都是赞美祖国的美丽河山，歌颂人民的真善美、揭露人世间的假丑恶。

仔细翻看那些散文、诗词、评论，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是放言无拘、对事真诚，令人感受到一股浩然坦荡之气，一片拳拳赤子之心，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的历史责任感和对道德精神的反思。如李佳访的独幕话剧《枉费心机》，茹蕾的诗词《相猫》，黄贵深的《动物篇》，林恩葆的《大雷雨》，李可升的《望夫山》，梁广柏的《仑河波澜》，曾纪申的《鼍城之夏》，黄世良的《雨夜》,也有文学批评和文学探讨方面的文章。

在50多名社员的共同努力下，《春苗》刊物越办越好，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不少年轻人主动来信来稿，同时希望加入这个团体。1957年底，省文化厅领导到阳江检查工作时，发现了这份小刊物，了解到《春苗》导向正确，在短时间内取得可喜的成绩，赞扬阳江文化馆的文艺普及工作做得出色，并计划将《春苗》列为省“文艺普及的旗帜”,在全省推广。

波光粼粼的漠阳江分外美丽。省文化厅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给张若曼增添了动力。工作生活在这座充满故事和人情味的小城，张若曼决心用毕生精力，将春苗文学社带入充满生机的理想境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贡献力量。

“1957年底，我就听说省里准备从1958年开始，帮助扶持阳江县文化馆，将《春苗》杂志进行铅印，并申请全国刊号，先在广东省内发行。”余宏龄回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上海也是在1956年才办起《萌芽》，阳江的《春苗》几乎是跟着上海走，怎么能不高兴?

反“右”袭来 《春苗》杂志被迫停刊

就在大家满腔热情要办好《春苗》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波及到阳江，《春苗》也受到影响和冲击。

当时，一些公职人员不甚明白春苗文学社的性质和任务，以为像其他报社一样，可以刊登一些揭发批判本单位或个人黑暗面的文章。对这类文章，张若曼概不受理。在《春苗》第一期的编后话中，她这样写道：“《春苗》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地，是一个在文学上争鸣的园地，而不是一个整风的争鸣场所。”在那个年代，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风大行其道。于是，有人将张若曼拉到文教战线的斗争会上批斗，强迫其承认“害怕和不满整风争鸣，鼓吹文艺超阶级、超政治。把《春苗》办成黑店，办成右派分子的避风港，牛鬼蛇神的合唱窝。”一夜之间，张若曼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随后被监督改造了10多年。

文学社一些社员也相继受到牵连。如职校高级教师李佳访、抓文化工作的区委委员黄贵深、游击老兵茹蕾等，都因为文学而遭受厄运，一般社员被戴上“右派” 帽子的也为数不少。

“当时我所在单位有人说我写了小说《陈股长的动员令》，是讽刺他们，要把我打成‘右派’。幸亏单位有位老革命出来为我说话，说侯秩标是年轻人，写文章是出于个人爱好，并无其他目的。”今年88岁的侯秩标回忆，自己因此逃过一劫，但此后停笔整整20年。

1958年,《春苗》杂志被迫停刊，春苗文学社被迫解散。

重返岗位 殚精竭虑培养文艺人才

1973年，政治气氛变暖，张若曼返回县文化馆工作，主持全县文艺创作工作。“那时，我是新洲公社良洞大队农民文艺创作员。一次，我到县文化馆参加全县文艺创作会议，张若曼为我们上课，她的文学功底很深，讲课深入浅出，听了很是受益。”今年67岁的原阳东县文联主席李代文回忆，那时他是农村仔，经常挨饿，人很瘦，张若曼看了很心痛。一连几天在文化馆吃饭时，李代文发现，大家每顿都分得4两饭，而自己每顿则多分了2两饭。他正感到纳闷时，女炊事员解开了这个秘密：“文仔，张大姐怕你吃不饱，特意嘱咐我将她自己的4两饭分了一半给你。”“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我全身。张若曼大姐不仅在文艺创作上指导我，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帮助我，使我进步很大。”李代文说，后来，他进城当上了专职的文艺创作员。数十年过去了，回想往事，张若曼的人格魅力仍然令他感恩不已。

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家拨乱反正，张若曼得到彻底的平反，重新出任阳江县文化馆馆长，她百感交集。“那段时间，张大姐的工作很忙，她决心将失去的时光夺回来，接连召开全县文艺创作工作会议，为阳江培养文艺新人，像爱护儿子一样呵护阳江文艺人才，经常为他们精心修改文稿，做出点评，操心着他们的成长。”今年85岁的原阳江县文化馆馆长周炽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若曼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对工作极端负责，从她的身上，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很多很多。

在张若曼的悉心指导下，林贤治、冯峥、陈慎光、李代文等文艺人才茁壮成长。林贤治后来调进广州花城出版社工作，张若曼等帮助做了大量幕后工作。

而张若曼的“旧部”——春苗文学社成员，也没有让人失望，大部分成员的文学梦想并没有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影响而破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放弃手中的笔，在逆境中依然前行。拨乱反正后，侯秩标等人重新拿起了笔，重拾20年前的文学梦。他们一起重新聚集在张若曼周围，重新出发，寻找新时期的诗和远方。有的人成为了名作家，有的人成为了优秀文艺工作者，大部分成员出版了不止一本集子。

1982年，张若曼担任阳江县文化局局长，创办了《阳江演唱》《阳江山歌》等杂志，推动全县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开展。1984年，张若曼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1992年，阳江市委市政府对张若曼推动阳江文化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张若曼主持的春苗文学社是新中国成立后阳江第一个文艺社团，在培养业余文艺工作者方面作了很大贡献，是阳江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进入21世纪，在张若曼倡议下，已进入老年行列的春苗文学社社员们，将《春苗》6期作品和部分新作品编辑成书，取书名《春苗晚翠》于2001年5月出版发行。2004年，张若曼去世。春苗文学社社员将怀念张若曼的作品和其他作品，编辑成《春苗晚翠》第二辑，于2005年出版。

如今，春苗文学社大部分成员已离世，但是“落红有情化春泥”，在阳江这块文艺沃土上，一代代的“文艺春苗”正在茁壮成长。无数文艺工作者，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为阳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文化名城，辛勤耕耘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

■ 策划/黄仁兴 ■ 统筹/梁小可 ■ 撰文、摄影/刘再扬